〔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9-0071-10 俄罗斯历史学家、退休外交官、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列多夫斯基曾说过：“在抗日问题上，苏联把国民党当做中国可依靠的主要力量，但苏联并未忘记中国共产党。”①这段话表明了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华工作的重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对中共的认识所决定的。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由担忧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到对其性质作出严重误判 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联共（布）主要领导者从联共（布）的情况出发，不顾中国国情，教条地套用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认为中共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养成了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民族主义意识，对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心存疑虑。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讨论中国国内形势和中共政策问题时，季米特洛夫说，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工人所占的比例很小，就是在党内工人的比例也很小”，中共的大多数干部是在农村游击战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长期脱离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这种状况有“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即解除其思想武装的危险性”。因此，“中国同志到真的需要赶快尽一切可能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积极因素，建立党中央同党员群众、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使党真正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之上。会议决定派王明等“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②10月10日，共产国际还专门通过一个决议，告诫中国党要依靠工人阶级，扩大影响，提高战斗力。1939年冬，周恩来在莫斯科疗伤。12月29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长达116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就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党的工作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及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等作了详细报告。次年1月，周恩来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作了口头报告，一些人听后担心中国共产党以乡村为中心，离开工人阶级太远。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锻炼，有毛泽东同志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领导人听后不以为然③。为加强中共的无产阶级化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940年3月11日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鉴于中共六大关于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参加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未得到履行（在当时的中共中央组成中工人只占11%）的状况，执委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和干部问题的决议中，批评中共11年未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对考察和提拔干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要求中共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中共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必须提拔经受过考验的新干部，特别是来自工人当中的新干部担任领导工作”，要更重视对他们的培养。在关于宣传工作问题的决议中提出，要在中国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部分著作的翻译工作，再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满足党员群众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需要；中共应该广泛开展宣传和学习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著作的运动；在中国组织力量编写有关现实问题的通俗小册子；在边区党组织中建立广泛的党员和同情者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研究现行政策问题的小组网，在延安马列学院设宣传系等等。④1940年秋，斯大林对即将赴华担任蒋介石总军事顾问的崔可夫说，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甚至在组织性方面，都大大不如农民阶级。中国共产党对成长中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而这不能不给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口号及其对革命政治任务的理解方面打下烙印。中国共产党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⑤凡此种种，他们作出“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判断就毫不奇怪。1944年6月10日，斯大林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并非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冒牌的共产党，就像人造黄油与真正的黄油那样⑥。8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中国时取道莫斯科，在与莫洛托夫讨论中国形势时，莫洛托夫表示中国共产党不是真共产党。因此，赫尔利抵达重庆后给美国务院的报告说：“当我到这里时，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联政府的工具。现在他相信苏联政府根本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真共产党。”⑦1945年7月，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是“非共产主义者”⑧。莫洛托夫在一次与赫尔利的谈话中也说：中国人民中，“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还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非共产党，他们的目标在获得他们视为中国所必需而且适当的改革。”上述情况表明，莫斯科由于拘泥于党的工人阶级成分而对中共的性质得出错误的结论。 二、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领袖毛泽东，共产国际、联共（布）是认同的，但对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却不能正确面对 过去有一种说法，说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不信任，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季米特洛夫就开始考虑把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中的王明等几位政治局领导人送回国，让他们回国夺毛泽东的权。事实是，共产国际当时忧虑的是中国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干部成分，惟恐他们难以适应抗战后形势的变化，派王明等人回国“帮助党”而不是夺权。就是王明有此想法而共产国际并未如此交待。季米特洛夫深知王明的野心，曾当着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面，特别提醒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把关系弄好，你与中国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担任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当年担任俄文翻译的师哲后来回忆说，季米特洛夫讲过，他曾提醒王明：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⑨。另外，王明一行回国时，当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是张闻天而非毛泽东，他们要夺权也是针对张而非毛泽东，而且王明回国如果真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在手，以王明的性格，他不会那么“谦虚”，让毛泽东担任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而自己充任七大准备委员会的“书记”。1938年7月，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他，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还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践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他要求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解决”“党内团结问题”。⑩7月，苏联《真理报》破天荒地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1939年3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在报告中代表苏共中央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物——毛泽东和朱德是政治领导者和天才将领俱优的人物(11)。可见，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在本国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领袖毛泽东是认可的，并没有因为王明长期在他们身边而支持他回国夺权。 据季米特洛夫讲，斯大林曾主张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并树立他们的权威(12)。中国这样做了，但共产国际、联共（布）却不能正确面对。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抗战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臻于成熟的时期，自毛泽东思想被提出后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从未赞同过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他们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既然是列宁的被压迫民族革命理论，那就可以用列宁主义来包括和代替，没有必要“另起炉灶”来标新立异。其二，对毛泽东开创的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苏联和共产国际从苏联革命的模式出发，对此也持异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曾认为，中国革命以农村为中心和长期脱离城市无产阶级，会改变中国革命和中共的性质，担心中共会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忘记社会主义的任务，蜕化为民族主义者和农业改良主义者。其三，对中国革命的转变和前途，苏共和共产国际也以苏联革命模式来剪裁。尽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及其他著作中，原则上接受了“不停顿地”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但他又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状况出发，强调中国革命转变过程中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如提出民主革命的胜利还将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相当程度的发展创造条件和扫清道路；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国家，革命胜利后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素”，等等。这些观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均不能接受。它们认为，民主革命中已包含了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任务，因此，民主革命的胜利不应该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任何空间。在上述偏见下，斯大林“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3)，因而出现了“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14)的情况。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但苏联党报竟然“只字未提”(15)。以后，对凡是中共中央文件中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苏联报刊发表时都给删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