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治”名目下，民国国民政府训政时期贯彻的实际是“领袖集权制”，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实位领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外交大权当然也由其亲自操控。然而，蒋介石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甚至只是一个军事领袖，要操度一国之外交，就非常需要懂外交的人才辅助，而领袖的外交用人如何，既与领袖的行权方式密切相关，也取决于体制本身。在建立南京政权后，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并未牢固确立，高层机构也尚在草创中，为操控政权，契领外交进行，蒋介石在行权时，经常并不借助制度性渠道，表现在外交用人上，也经历了一个从走“亲信路线”到设立“智库”，最后向幕僚制过渡的过程。本文即以这一过程为考察视角，通过揭示这一过程中蒋介石外交用人观念及用人方式的变化，从而透视这一时期外交之得失与体制的关系。 一、倚仗“外交亲信”，行使“亲信外交”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蒋介石奉行“弃俄”政策，因而非常需要了解各国情况的人为其开辟外交新渠道。然而，其时党内派争激烈，加上南京蒋政权又是通过“四一二清党”这一非法手段建立的，此间曾予蒋以大力鼎助的多为蒋的“江浙帮”班底中人。这些人早在蒋羽毛未丰之时，就与蒋结成一体，抱定了与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决心，故被蒋视为心腹。在蒋登上权力高位后，也把他们分别安插在关键职位上，作为辅佐，外交更不例外。最初的用人多从班底中人或以往同僚中曾与蒋“共同奋斗”过的人中物色。以后虽有所扩大，但心腹人物大体不出这一圈子。每当蒋遇到重大难题，或需要作出重要决定时，会与他们中的某一位或几位个别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请他们帮助出谋划策。如果说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主要取决于领袖意志，而通过非制度性渠道的话，蒋介石在外交上倚重良深，能称之为左右臂膀，并能在决策上真正对蒋产生有效影响的人，主要有黄郛、戴季陶、张群、王正廷、宋子文、朱家骅等几位。 蒋介石在外交上最为倚重之人是他的把兄弟黄郛。黄郛，字膺白，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蒋赴日本留学后与其同乡陈其美和黄郛结识，三人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陈居长，黄次之，蒋最小①。1912年辛亥起义，上海宣告光复，陈其美被推为沪督，黄、蒋都为身边主要襄助者。“二次革命”失败后，分途发展。黄郛一度在北京政府中任职，位至外交和教育总长，在冯玉祥北京政变后还代理过内阁总理，旋被迫辞职。黄郛南下助蒋是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其时由于蒋在挑起“迁都之争”后受挫，正纠集力量为最后的“摊牌”做准备。据《邵元冲日记》记述：“1926年10月17日，与蒋约谈，告以数事，在外交上认为宜与日本有相当联络。”为此蒋想到了黄郛，乃急忙去电黄郛。电称：“二兄大鉴：久未会晤，渴念殊深，如有公暇，务请驾来一叙。弟中正。”几天后，因未见回音，焦急中的蒋介石干脆让司令部的总参议张群携自己的亲笔函去找黄。函称：“二兄大鉴：渴念殷殷，欲言无由，特嘱岳军兄面达一切，尚祈不吝教益，共底于成，是为至祷。”② 在蒋连电相邀下，黄郛来到蒋的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期间黄与蒋朝夕相处，“差不多一天到晚在蒋先生处”。据黄郛夫人沈亦云记述，黄到南昌后即向蒋介石献策，指出“现在社会人心有恐怖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之后果”，上海中产阶层者纷纷北移，因此须“明示政策，使国民有所了解，是极重要的事”。而黄要蒋“明示”的政策就是“离俄清党”。黄为此献计说：“中国两个邻居都不善”，但“如何处置应分轻重缓急”，“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相比，不论怎样不能放弃日本这条路，日本，还有英国是不能不首肯谅解的，只能与苏联脱离关系”[1]下，254，255，259。黄郛的建议正中蒋下怀，于是黄开始积极为蒋与日本方面建立联系穿针引线。当时日本币原外相的亲信佐分利贞男，日本军人铃木贞一等，都是经黄郛介绍，分别在南昌、九江秘密与蒋介石晤面的[2]9。可以说，在蒋发动“四一二”政变中，黄郛是蒋身边最重要的谋士和策划人。其作用正如黄自己在给蒋表功的电报中所说：“兄南归五阅月，自问未尝避艰险，辞劳苦，表面虽未居名受职，实际上苟能力之所及，几乎无职不居，无事不做。”[1]下，318蒋对黄郛“二兄”的谋略也几乎是言听计从。为便于黄在上海为蒋开辟外交通道探路，蒋让黄郛随身带上空白委任状一册，“嘱遇机密酌填发”，赋予黄“全权处理”的大权。由于黄郛其时并不是国民党员，为“方可办事”起见，蒋并派杨虎专门给黄郛送去入党志愿书，在志愿书上，蒋介石、张静江作为介绍人都已签好字，只等黄郛自签。从这里也能看出蒋、黄之间“结党营私”之一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因根基不稳，首任外交部长由胡汉民派的伍朝枢出任。但蒋在下台复出后，立即用黄郛换下了伍朝枢，在“党国”体制下，以一个非党人士来担任外交部长，当时在国民党内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蒋为此致电谭延闿：“发表黄特任外长明令，以专责成”[3]132。不过，黄郛上台后，因“济案”的发生，当局之忍辱退让，引起举国愤怒，在诸多压力之下，蒋介石只好请黄暂时去位，乃密电黄郛。电称：“近日外交紧急。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也受影响，我军到达京、津更难办理也。弟意请兄专任外交委员会一席，暂辞部长，如何，乞复。弟中正。”[4]66蒋介石这么做当然是出于无奈③，故黄郛也能理解，所谓“愿将丛谤集于一身，而分政府和蒋先生之责”④。不过，黄郛下台后居莫干山，虽人不在位，但蒋在内政外交上仍多有垂询。1933年日军势力进逼平、津，华北危机加重，为谋求与日妥协，黄郛被作为贯彻蒋对日方针的最佳人选。4月11日，坐镇南昌指挥剿共战事的蒋介石致电黄郛。电文称：“举世处境最艰苦者莫弟若，层累曲折也太多，深盼兄即日命驾来南昌详商一切。”4月14日蒋又去一电谓：“兄如不愿任北事，能否以私人名义赴北方襄助？”[5]854月25日黄郛到南昌面见蒋介石，蒋劈头第一句话就说：膺白兄，我们是心心相印的密友。可是今天我请你来，是要请你跳火坑，你能了解我吗？在蒋的一再恳请下，黄郛再次出山，到北平主持政务整理委员会。黄也知道此行无异于“跳火坑”，但抱着为“三弟”分忧之心，仍然为实现蒋的“和日”政策竭尽其最后之力，及至耗尽心力[1]下，259。 蒋介石对日外交中倚重良深的另外两个人物是戴季陶和张群。戴季陶和黄郛一样，与蒋有同乡之谊，在上海茂新证券交易所时，也是同舟共济的伙伴，更是蒋取得政权前后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帮手。在外交上，戴季陶也十分活跃，早在蒋介石准备发动“四一二”政变前，为让日本“了解革命军的真相”，戴就受蒋之托，远赴日本东京会晤有关官员，为蒋说项⑤。蒋建立南京政权后，戴季陶出任宣传部长，但仍为蒋外交路线的主要策划者。“九一八”事变后，蒋因对日退让外交遭到党内对手攻击，面临被迫下野之境地。为把住外交这一关，蒋下台前指定由戴季陶出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委以外交决策全权。戴季陶上任伊始，即以委员会名义提出“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三条对外方针：（1）“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本宣战”；（2）“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3）“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但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恤，唯必须筹划真实之牺牲代价。”这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此后所说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具体宣示。蒋介石用来对日外交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张群。张群虽非蒋的浙江同乡，但他与蒋也有结拜之交，更有很深的业缘关系：张群与蒋早年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时就是同学，且住同寝室，上下铺；以后又同被挑选到日本振武学校学军事，毕业后又一起分入同一连队见习；辛亥时又一起从日本赶赴上海，张群任陈其美都督府参谋，蒋为第五团团长。张了解日本，又是蒋的挚友，蒋在南昌北伐军司令部时，来到九江和南昌的日本政客大都是通过黄郛介绍，再由张群安排见蒋的[1]下，255。蒋第一次下野时赴东瀛探路，即携张群同往。济南惨案发生前后，张群又几次奉命赴日疏通关系。“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紧张，张群和戴季陶一样，认为“中国积弱，不足以战，若战必先建设内部”，这一观点与蒋本人想法也十分一致。为缓和中日间的紧张情势，张群也曾一度出任外交部长，为蒋与日打交道可谓不辞辛苦，蒋对张也是信任有加。 黄郛、戴季陶、张群为蒋介石对日外交上的倚重之人，而蒋对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则多用有英、美教育背景者，其中王正廷是很重要的一位。与前述三人不同，王正廷虽与蒋同为奉化人，但此前并无私交。王与蒋建立关系始自于“四一二”政变前。当时王正廷因曾为冯玉祥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的要人，在冯受排挤后，王也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其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出师，王正廷正在为自身出处费思量时，他的老搭档黄郛来沪为蒋打通外交渠道探路⑥，黄郛要王利用以往在外交界历任要职的关系，负起为蒋与美、英等驻沪领团联络和沟通的责任。而此时的王正廷也已认准了目标，认为蒋完全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于是除积极为蒋替美、英方面拉关系外，当知道蒋介石正在追求宋家小妹后，便频繁进出于上海西爱咸斯路孔祥熙夫妇住宅，以此拉近他与蒋亲近者的关系[6]185。以后，王又利用他与宋美龄同为基督徒的关系，鞍前马后为蒋宋联姻效力，并因此在蒋与宋美龄“神圣结合”的新婚大典上，获得“男方证婚人”的殊荣，王与蒋的关系因此大进一步。然而，王虽得入蒋幕，可毕竟还不是蒋的心腹之人，不过这一情况很快有了改变。由于济案的发生，蒋最属意的外交部长黄郛因力推“亲日”失策，遭朝野谴责，在蒋需要另辟外交途径时，王正廷便成为取代黄的最佳人选。于是，蒋致函其时暂代国府主席的谭延闿，钦定王正廷为黄郛继任人。函曰：“谭主席钧鉴：英、美外交重要，应速进行，可否设外交委员会，会长一席要推王儒堂任之，以便进行，如蒙赞同，请即商各同志，决定后，以速发表为宜。中正。”⑦ 而王在继黄郛当上外交部长和外交委员会主席后，果然不负蒋望，在正式宣布就职同时即打出“革命外交”旗号，大造“改订新约”舆论。虽然这场“改订新约”运动实际成效并不多，但却为这一时期蒋在与党内对手竞争中增加了筹码，王也因此得到蒋的赏识。在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王受到国府行政院嘉奖，并被擢升为中央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政治会议的候补委员，成为蒋介石外交意图的忠诚执行者。不过“九一八”事变后，王正廷任部长期间的对日政策受到各方抨击，王也被前往外交部请愿抗日的爱国学生所殴，在党内也受到严厉弹劾。但王在蒋庇护下仍被安排为中政会外交委员会主任，1936年再次被蒋起用，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直至1938年胡适任驻美大使方调回。王正廷非蒋的嫡系人物，但自跻身蒋幕，为蒋在外交方面效命也可谓不遗余力，且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整三年，其外交思想和谋略对国民政府前期外交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