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思想而言，由崇尚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国家经济干预论，到自由经济理念重回言说中心，无疑是一条核心主脉，而且，背后隐藏着鲜明的国际政治、经济与思想背景，体现出中国知识界在苏联社会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英美自由主义三大经济体制间的徘徊与选择。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这一思想演进，迄今未得到学术界的正面聚焦。不过，一些相关问题开始受到论者关注。黄岭峻和孙大权分别注意到30年代的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思潮。黄岭峻认为，“30年代中国思想界对‘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信赖，已经近乎一种图腾崇拜。”① 孙大权在考察中国经济学社成员经济思想时也注意到，“到1930年代，经济学社的主要成员大多转而批判自由资本主义，极力提倡国家干预论，主张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政策。”② 同时，章清也注意到40年代后期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指出：在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开始由背景走向前台，并有了较为清晰的“思想图景”。③ 40年代后期中国自由主义的兴起，显然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复兴的思想背景。哈耶克（F.A.Hayek）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直接带动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自由主义化。④但是，具体到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兴起，乃是以自由经济思潮的兴起为前导。1943年前后中国知识界重新重视自由经济理论，不仅比《观察》（1946年9月创刊）、《世纪评论》（1947年1月创刊）等自由主义杂志为早，也早于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本文试以《新经济》半月刊为中心，对中国知识界由崇尚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到重新认同自由经济这一思想演进，进行系统考察。⑤ 一、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的浓厚与概念的歧异 如果翻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文献，我们很快会遇到一对出现频率极高且内涵纷杂的概念——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在这两个概念背后，隐藏着浓厚的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思潮。孙大权认为，此种思潮兴起于1932年10月前后。⑥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这种思潮得到全面强化，不仅知识界，乃至整个舆论界和国民党当局，均呈现出人人谈计划，人人谈统制的思想态势。1939年4月，抗战时期任职于交通部的原燕京大学教授黄卓描述道：“年来计划经济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同时，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种种的设施，多少也具有一些计划性。抗战建国的经验，似乎已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定下了一个原则，即今后我国的经济建设，无论是专重国防，或兼及民生，其发展之途径，或多或少，总是一种具有计划性的经济建设。”⑦ 可是，何谓“计划经济”，又何谓“统制经济”？从30年代初以迄抗战时期，两个概念的内涵始终纷乱，界限含混，在大部分论者笔下基本等同。虽然黄岭峻曾试图厘清两个概念的此疆彼界，但其分析并不客观。⑧ 1933年10月，马寅初就把苏联计划经济称作“统制经济”，并认为德国、意大利的经济政策与之同属一类：“统制经济，亦称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源于苏俄之五年计划，成绩卓著”，其目的是通过调节（coordination）生产与分配，实现经济平衡（equilibrium）。欲达此目的，“非必如苏俄之共产主义而后能”，意、德诸国相继施行。⑨ 作为与自由经济对立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属于国家经济干预论范畴。时人所言“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具有明确的国家经济干预内容，同时包含对自由经济的否定性认识，既包括对1928年苏联开始实施的计划经济的推崇，也包括对自20世纪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关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权时于1934年8月就认为，“统制经济”就是“干涉经济”，与“自由经济”对立。其盛行起于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及至霹雳一声，一九二九年美国交易所风潮发出世界经济恐慌到临的警号，此后数年间，各国民生，无不日益疾苦，于是补救之方，遂舍‘统制’‘干涉’莫属。”苏联实行统制经济最严厉，“多少受了欧战期间各交战国纷纷采行战时的统制经济政策而成功的一种暗示与刺激”。另外，意大利和德国对农工商金融业的统制、美国罗斯福新政、英国和法国实行的外汇外贸管制、日本在本国和中国东北实行的经济统制，都属统制经济。⑩ 不过，从30年代初至抗战前期，随着国际和国内局势出现新变化——国际上，苏联国力进一步壮大，德国法西斯主义全面兴起；在国内，资源委员会开始创办国营重工业体系——时人所言的两个概念内涵出现了某些新变化。如果说30年代初所谓“统制经济”主要指政府控制私营经济的话，那么，随着资源委员会国营重工业的建立，开始包含更多政府控制国营经济内容；随着以国家控制私营经济为特征的德国四年计划的实施，也随着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苏联计划经济影响力的扩展，德国越来越成为“统制经济”样板，苏联则更多被视作“计划经济”样板。所以，一些论者开始从理论上对两个概念作严格界定：“统制经济”以德国经济模式为样板，以私营企业为基础，由政府对私营企业进行严格控制；“计划经济”以苏联经济模式为参照，以全部经济领域的国营或集体经营为基础，由政府对国营或集体经济进行计划性管理。据孙大权研究，从1934—1935年开始，“张素民、诸青来、吴德培、陈长蘅等学者已将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区别开来。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涉为统制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干涉为计划经济。”(11) 但是，中国知识界对“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之间的区别进行严密的理论分析，大约是在抗战时期。宋则行以苏联、德国两种经济模式为标准对两个概念的划分，较具代表性。宋则行1939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到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做出口贸易管理工作，1941年又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43年留所任助理研究员。(12) 1939年9月，刚到财政部工作的宋则行强调，“计划经济”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政府通过整体经济领域的国营制度控制全部生产；商品价格由政府决定，价格机制不受供求关系的支配，不能左右生产；通过对外贸易国营和统制，实行对外经济关系的“封闭制度”。这种“计划经济”只有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下才能实现。(13) 1942年8月，已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的宋则行又辨析说，“计划经济”是一种与“自由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制度：自由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以私营经济为基础，以追求个人利润为目的，以自由竞争为导向；计划经济则是社会主义的，以公营经济为基础，以寻求社会福利为目的，以中央政府的集中计划为主导。德国“统制经济”“在本质上不过是对自由经济制度的一种修正和一种强制的干涉政策”，依然以自由经济和“私有、私营及利润目的”为基础，与“计划经济”有严格区别。(14) 宋则行对计划经济的“苏联式”界定，在大家对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理解异常纷乱的世风下，无疑具有提示意义。此外，吴半农、翁文灏、朱伯康等亦把苏联式计划经济和德国式统制经济区分为两个不同范畴。吴半农在抗战时期先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经济部，是一位国营经济专家。(15) 他提醒大家说，“如果苏联的五年计划是以公有公营为基础，则德国的四年计划可以说是以严密统制私人经济为基础。这二者的区别是很值得注意的。”(16) 1942年1月和7月，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把世界经济体制分为三大类：苏联式“完全国营的计划经济”、德国式“由政府完全管制的全面经济”或“统制经济”、英美等国“以自由竞争为主体而由政府偶施局部指导管制”的经济或“民主经济”。(17) 朱伯康先后任浙江大学、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1944年8月，已执教中央大学的朱伯康也注意到，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实行的统制经济，所有权仍归私人，只是经营方针、生产内容等由政府统制；苏联计划经济则以完全国营为基础。(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