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激进与保守之争 对激进主义的反思，是1990年代中国思想变迁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它可以追溯到1988年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会的著名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在演讲中，余英时揭示了百年中国一个重要的思想史现象：“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像巨石走峻坂一样，非到达平地不能停止。”它最后以文化大革命为终点。 余英时认为，在美国，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形成三足鼎立。西方三派都是相对于一个存在了两三百年的社会现状而成立的，其间已经过启蒙运动、民主革命、工业革命等一连串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革。西方社会是一个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现代化的开放系统，因此无论保守派、自由派或激进派都已越过了传统与现代之争。而百年中国则一直处于激进与保守的两极对立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激进取向，如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的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敌人，而且在思想上愈来愈激烈。其共同假定：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把“传统”和“现代”如昼夜般一切为二，在思想史上远承西方启蒙运动和实证思潮的社会历史观念。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施以凌厉无前的道德谴责，从此“保守”和“激进”的关系成为“恶”与“善”或“黑暗”与“光明”的对立关系。人们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 在余英时看来，中国近代思想的激进化，主要起因于社会无法提供一个值得普遍认可的现状。辛亥革命改变了政府形式，但并未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民国初年又有袁氏复辟运动以及与之关联的孔教运动。由此，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就日趋激烈化，到五四时期就变成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要负责任的问题。清末民初，政治上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现状，所以保守主义很难有立足点，而只有激进力量拼命地发展。百年中国基本上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为基本价值的。严格地说，中国没有柏克式的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 余英时相信，在一个开放型社会中，思想不至于形成激进化的单向发展。以台湾为例，其现有秩序一方面脱胎于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屡经现代的变迁，而以日益扩大的中间阶层为骨干。民主改革将使这个秩序愈益能靠本身的力量以化解激进思想的冲击。台湾新秩序的出现多少改变了现代思想史上那个激进化的趋向。现在很少人主张“传统”和“现代”势不两立的极端观点；相反，更多人感兴趣的是怎样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接榫之处。 余英时认为，在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世界上几种主要文化大致都循此一张一弛的轨迹发展而来。激进取向支配着近代中国思想界有其必然性，但是与近代西方或日本相比较，中国思想的激进化走得太远了，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的作用。① 余英时的演讲传到大陆后，引起姜义华的批评。姜并不同意余的基本判断，而将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挫折主要归因于中国传统中各种保守势力。他认为，在近代中国，保守主义势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固守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观念的亿万民众，是保守主义顽强存在的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清末民初的传统卫道派、新儒学运动和国粹主义派，都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政治保守主义，则从清末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到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国民党的军政训政、30年代新式独裁派、40年代战国策派，到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直至80年代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对中国传统政治内核的认同和保守一以贯之。将文化大革命视为中国近代激进化进程的最高峰，只是看到了其表面与封资修彻底决裂的革命口号，而未深究其深植于传统的专制主义本质。相反，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中国现代化运动很长时期力量有限，其首先表现在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力量的弱小。 在姜义华看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一对孪生子，一百年来二者始终交织在一起，互相对抗，互相争衡，并没有形成互相制衡、互相补正的良性互动，而是经常处于势不两立的对峙之中。百年中国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各趋极端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中国缺乏一支强大和成熟的中坚力量作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中产化程度过低，新型知识阶层力量过弱，大多数人难求温饱，社会本身两极化，因而缺乏推动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良性互动的积极社会力量。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良性互动，有待于社会中坚力量的壮大。② 在回应姜义华的答辩文中，余英时强调：他所指出的思想史上激进化的现象，以价值取向为重点，这和中国社会上保守力量的强大完全是两回事。在思想史上，由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共产主义运动，激进主义一浪高过一浪。如果说“文革”中封建传统泛滥，那么这并非中国文化主流的传统，而是边缘人的传统。在“文革”，激进理论居于绝对权威地位，这样一个以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号召而激起全国响应的运动，绝不可以解释为保守主义泛滥。余最后将他和姜的分歧归因于二者讨论范围、概念界定、历史评判三个基本预设的不同。③ 显然，余姜二氏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二者思想史与社会史之不同视角，以及后现代美国与转型中国之不同语境及问题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