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

——兼论共产国际对西路军失败的态度和意见

作 者:

作者简介:
董汉河,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兰州 730070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在西路军问题上,共产国际决定从外蒙—宁夏或新疆方向给中国红军提供物质和技术援助,是西路军形成的大背景;共产国际突然改变援助方向和地点——由经过外蒙提供援助改由经过新疆提供援助,是中共中央正式命名西路军并同意其深入河西走廊的外部依据;共产国际误判西安事变有亲日派企图破坏抗日的背景,指示从莫斯科赴新疆接应西路军的陈云一行滞留霍尔果斯口岸四个多月,未能及时将援助物资送到哈密或安西,是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共产国际提出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的意见,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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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16;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9-0092-10

      本文所说的共产国际,即成立于1919年3月,解散于1943年6月的第三国际。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以及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挫折,都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在西路军问题上,笔者认为,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形成和失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下面主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共产国际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外蒙—宁夏或新疆方向给中国红军物资援助,并指示前往接取,是西路军形成的大背景

      20世纪30年代,面对德、日、意法西斯相继崛起和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共产国际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这一战略中,共产国际将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视为“远东力量对比中的巨大因素”,“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①,决定从资金、通讯联系、干部培养、技术、物资等多方面对中国红军进行切实的援助。

      对中国红军的军事物资援助,早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1934年9月就着手准备了。其标志之一,是弗雷德(又称施特恩)于9月16日在莫斯科提交的《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此前,弗雷德曾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之一驻过上海,对中国各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比较了解。他从各方面提出了12条“关于四川——新疆问题的建议”,其中关于军事物资援助是这样说的:“需要援助武器、弹药、飞机等,这种需要可能会较快地——还是由于远东的战争——提到日程上来。在预见到这种情况和为这一时刻到来做准备时,需要开始往中亚调运武装西北各省游击队5万名战士所需要的一切。要建立秘密基地仓库,储备能装备50人、100人和1000人的成套备用武器弹药。在我们的仓库里要有足够的别的型号的武器(德国的、英国的和日本的),这种武器可以收集、修理,经检查后将其运往中亚仓库,保存这种武器的仓库距将来使用的地方不要太远。”②

      就在同一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康生和王明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政治局诸同志”,建议加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创造陕西广大的苏区,并且将陕西的运动与四川的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③。

      由此可见,打通国际路线提供物资援助的建议和措施,最早是由共产国际首先提出的,具体路线则是从新疆方向与陕北及川陕根据地打通。

      1934年底到1935年,苏联情报部门《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提交到共产国际。这些报告说明,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后者要比前者对红军更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的多;前者距离较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手中,保密性却好的多。”④ 苏联之所以认为经由新疆比较安全,是因为这一时期盛世才具有明显的亲苏倾向,与苏联有着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

      盛世才是在1933年新疆的四一二军事政变中上台的,当时政局不稳,内外交困。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善于投机的盛世才竭力向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示好,以求得援助。他曾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表白他“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愿意接受斯大林的领导”。因此,苏联红军于1933年帮助盛世才消灭了他在新疆的最大劲敌张培元部,1934年又帮他击溃了另一个对手马仲英部。1936年3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又收到盛世才写给王明的长信。该信称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为“革命导师”,标榜自己“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声称他“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始终没有改变”。更重要的是,他在信中建议并郑重承诺“承担起秘密向甘肃发送武器和弹药帮助红军的责任”。⑤ 他信誓旦旦的承诺,是共产国际认为从新疆方向援助中国红军比较安全的重要依据和前提条件。

      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找到中共代表团领导人,要他们选派一位重要领导干部秘密潜回中国西北地区,寻找正在北上的红军,传达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同时转告中共中央努力向西北发展,以便靠近苏联和外蒙。斯大林特别委托共产国际领导人转告中共代表团领导人,要他们告诉被选派回国的林育英,务必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本人在红军战略发展方向上的重要意见,即:“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⑥

      林育英经过艰苦跋涉,1935年11月终于到达陕北瓦窑堡,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完成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斯大林指示的任务。于是才有1936年初红军东征山西,企图从绥远打通国际路线的行动,以及1936年5月下旬开始的西征甘宁边区、扩大根据地、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以期通过宁夏战役,从宁夏—外蒙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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