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1日，台北众多社会知名人士为张学良举行九秩大庆后，台湾地区关于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才获得了自由。尽管此前，出版了李云汉的著作《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和《革命文献》第94、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专集，但其研究是一个被官方垄断的禁区，论述均为蒋介石的《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与《西安半月记》的注释而已，决不敢越雷池半步。台湾地区的主导观点：谴责张、杨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大逆不道，造成中共日益坐大，更陷国民党政权于万劫不复之地，成为千古罪人。 庆祝张学良90大寿的活动成为张学良真正获得自由的界碑，也成为台湾地区西安事变与和张学良研究的界碑。从1990年到2004年这14年时间，该领域的研究至少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媒体宣传的力度比学界要大，评价较为客观与公允。张学良晚年的活动，始终是台湾媒体抢眼新闻。2000年6月反映张学良生平的电视文献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在TVBS电视台播出。该片文史并茂，真实再现了张学良传奇人生，在海外引起轰动。张学良也有意识地通过媒体，回顾历史，澄清坊间对西安事变和他本人的一些不实传闻；宣示他的人生信仰；阐释他的政治观点，渴求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等等。1990年6月、8月张学良54年第一次打破沉默，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采访。这次采访以《张学良有话要说》150分钟的节目于1991年2月27日开始在台湾华视播放，反映十分强烈。 报刊还不时发表评论，袒露论者的心声。这些评论多半出自新闻人之手，从历史学角度，所披露的历史虽非严谨，但仍不失重要的成果，以供研究者之参考；其评论多半公允，较为客观，实比台湾史家先进。如《中国时报》1991年3月11日发表《张学良影响历史的三件大事》，以“东北易帜促成全国统一”、“挥军入关结束中原大战”、“西安事变改写现代历史”为小标题，评介了张氏最闪光的历史。作者论道：“意志坚定，个性中洋溢自由、无悔热情的张学良，一生中面临三次扭转乾坤的选择，也作成了三件改写历史的大事，回首他青年时期激荡风云，血泪交织，中年以后幽居读史，虔信宗教，晚年有耄耋体健，得见清白，固然令人涌起无限的感慨，但他充满历史无奈，命运拨弄的传奇一生，以及他所创造影响过的历史，却是不可能被遗忘的。” 第二，与台湾传统理念不同的海外著述在台湾发行，突出的有美籍华人学者傅虹霖著作《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2年版），内有旅美著名学者唐德刚写的序，客观公允地评价了张学良的一生，曾得到张本人的肯定。出版了大陆学者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和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臼井胜美著的《张学良与日本》（联经出版公司1994年版），以及旅美学人张之宇的新作《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对大陆、海外学者有关西安事变研究的新成果时有反映，刊登了大陆学者杨奎松、毕万闻、李仲明、王书君等，海外学者唐德刚、吴天威、朱永德、徐乃力、傅虹霖、张之宇、西村成雄等文章。他们的史学观与台湾同行有很大区别，无疑对台湾学人更全面了解、研究西安事变与张学良是有益处的。 第三，台湾学者有了自由发言的空间，其间展开了二次影响较大的活动。一次是西安事变60周年，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首次举办“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11篇。一次是2001年10月张学良谢世，台北近代史学会主办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学术座谈会”，有6位知名学者发言。令人注目的是大陆学者第一次出席会议，对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发表了评论。应该指出台湾同行至今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的历史作用基本上是依然维护传统，不脱偏见窠臼，但他们再也不是简单地为蒋介石定论背书，而是努力寻找新史料，对传统观点进行修补。 台湾地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尚没有看到，但文章较为活跃，据《传记文学》、《近代中国》、《国史馆馆刊》、《历史》月刊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等5家杂志统计，1996年至2004年，发表了有关文章80余篇，其研究触角向更深的领域延伸，给历史学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思与空间。这些新成果与大陆学者的研究互为补充，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前发展。 （一）真实的史料是史学生存与发展的必备条件，是正确评价历史和臧否人物的基础。在史料的保存与整理方面，台湾优势明显。众所周知，台湾保存了国民党方面有关西安事变较完整的档案。 台湾在资料整理方面最显著的成果，是朱文原整理出版的《西安事变史料》，有6大册，3102页，于1993年至1997年由台北“国史馆”印行。该史料“乃以‘国史馆’现藏之《国民政府档案》、《阎锡山档案》等史料为主，辅以事变当时之报章杂志的报道资料，间以参酌有关西安事变之论著文献，汇编而成”。①时间断限上，自1936年12月12日始，至1937年2月28日止，分“重要函电”、“大事纪要”两大部分。“重要函电”分“西安事变的前因”、“西安事变的爆发”、“蒋委员长脱险回京”、“西安事变的善后”和“西安事变对交通外侨暨金融的影响”等五章。“大事纪要”编纂时间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始，至1937年1月15日止，其取材主要以西安事变发生时国内外各大众媒体，如中央通讯社、南京中央日报、天津大公报、伦敦泰晤士报、美国华盛顿邮报、苏联真理报等，并辅以西安事变各有关当事人之日记、回忆录；“间亦参酌时人之专著论文，取其菁华，弃其糟粕，以史事发生之时间为经，以史事之内容性质为纬，作有系统地分类排比，汇编成册”。②最后，张学良1956年写的回忆录、宋美龄的回忆录和冯玉祥的日记（1936年12月12日至1937年2月27日）作为附录收入书中。编纂者承认未将中共与中间势力的相关史料收录为“一大缺憾”。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