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历史学家:海外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争议综述

作 者:

作者简介:
魏楚雄 澳门大学教授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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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海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和美国的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有的具体详尽,有的复杂全面。但是,不像在中国,海外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一直是个充满争议并且相当敏感的历史议题。它不仅在各种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政治势力和民族主义立场的干扰和影响,而且还不时对中日关系和中日政治产生微妙或强烈的影响。日本学者北村稔以“南京的政治”为书名主标题,强调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受到政治干扰的现象,但该书本身也绝非作者所声称:是“一项不偏不倚的调查”。①实际上,当南京大屠杀史日益受到新发现的证据、新的阐释或者来自日本否定派观点的挑战时,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历史学家——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都会因其民族主义立场或政治倾向而有意无意地违背历史写作的职业原则和道德。如果对南京大屠杀的全部历史论著仔细审阅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对南京大屠杀研究产生影响的政治因素发生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府的政治势力对历史研究与写作直接、有意识的干预和控制,如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对日军战争罪行报道的封锁、日本政府在二战结束和东京审判前夕对有关南京大屠杀文件档案的大量销毁、日本文部省和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相关内容的审查与判决,等等。第二个层面发生在学术领域,该层面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包括像日本虚构派或修正学派知识分子所发表的著作和言论,它们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对历史资料进行蓄意选择、对历史现象进行错误解读的产物;第二个方面是历史学家的政治信念、偏见或民族情绪,它们无意中损害了历史的客观公正性。

      尽管如此,海外大部分历史学家仍然遵循历史学者的严谨治学原则,严格根据他们所获取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进行细致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而说话。海外进步历史学家这种严格的专业化和客观化态度,逐步主导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他们对追究南京大屠杀事实真相孜孜不倦的努力,也有力地抵制了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对南京大屠杀的肆意歪曲,为向世界揭示和宣传南京大屠杀真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围绕海外进步学者的种种努力,本文拟对自二战结束以来海外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发展及有关争议作一简要的历史综述。

      一、海外政治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干扰与影响

      海外政治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研究与写作所进行的政治化干预,严重阻碍了早期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它们主要发生在战时至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时

      在南京惨案刚刚发生之后的1937-1938年冬春期间,对该事件的第一报道和反映被记载下来了,它们是最可靠的见证和原始资料,也成了最早的南京大屠杀史。许多目睹该惨案的美国、英国及俄国记者如Frank Tillman Durdin、Hallet Abend、Archibald Steele、C.Yates McDaniel等都在各大报刊较详细地报道了南京事件。②此外,还有许多外国人如拉贝(John Rabe)、Miner Searle Bates、George Fitch、John Magee、Enest H.Forster、James McCallum、W.Plumer Mills、Lewis S.C.Smythe、魏特琳(Wilhelmina[Minnie]Vautrin)、Robert O.Wilson、G.Bauer、J.Lossing Buck、O.Caldwell、J.H.Daniels、B.A.Garside、A.M.Javis、F.Kirk、E.Spicer、Charles and Grace Riggs夫妇、Albert and Celia Steward夫妇等,他们对于南京惨案的记录,包括日记、书信以及录像等,也都成为历史的见证,有的后来还出版成书。③

      但是,这些关于南京惨案的最早历史记载和珍贵文件,却被政治势力严格控制。二战结束前夕,日本政府为了掩盖其战争罪行,下令销毁所有的机密档案,其中包括那些战争罪行和屠杀命令的文件。通过口头命令,日本政府销毁了大约三万件含有“关于战俘待遇、监狱卫生、监狱警卫、限制及惩罚战俘及拘留犯之条例规定”的文件。④结果,凡涉及战争犯罪行为的文件都被命令销毁,仅有大约0.1%被存留下来。⑤更有甚者,为防止公众获悉任何不利于日本战争动员的事情,日本政府对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实行了审查制度。⑥日本审查员没收了哈罗德·约翰·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准备寄给《曼彻斯特卫报》关于南京惨案的报道、⑦《远东战争新闻》编辑关于南京惨案的简报以及田伯烈所著日文版《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⑧基督教青年会代表乔治·费奇曾亲眼目睹了日本人为防止外国记者进城而封锁南京城,以此挽救日军声誉。对于这一点,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存档可以证实。⑨当时,如果日本报纸刊登了揭露日军战争罪行的报道,日本司法政治势力就会以诽谤罪对其起诉。挺身公开忏悔战争罪行的日本士兵就遇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不能公布记载了日军在南京残酷杀戮中国无辜平民的日记。⑩此外,日本政治领导人调动他们的资源,发动了一场掩盖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宣传突击战。(11)当南京惨案还在发生时,日本的军事政治势力就分别对南京惨案的真相进行了掩盖或歪曲。日本政府和军方的所作所为,都对以后研究南京大屠杀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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