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四维学会述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正秋(1961- ),女,吉林梅河口人,历史学硕士,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 102206

原文出处:
理论学刊

内容提要:

1934年初,张学良旅欧考察回国,提出拥护领袖独裁的主张。1934年5月,与蒋介石合作成立了旨在“恢复固有领土,复兴中华民族”的秘密组织——四维学会。虽然由于该组织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未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到西安事变前夕即不了了之,但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九一八事变后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心路历程和蒋张的特殊关系。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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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9)09-0102-08

      在以往的张学良研究中,四维学会问题清晰度不高,有些表述较为含混,本文综合利用大陆和台湾的相关资料,尝试厘清这一问题,对张学良与四维学会的关系,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蒋张关系作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

      一、张学良回国与四维学会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沦陷,使当时国内最强大的东北地方集团蒙受最大的耻辱和损失,张学良在经历了下野、戒毒、出国后,1934年初结束了历时八个月的旅欧生活后回国,3月1日,在武昌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就任新职后,张便酝酿与蒋介石合作成立一个新的组织。1934年3月21日,张学良在武汉会见复东会①的负责人王卓然、王化一,二人向张汇报了复东会的工作后,张学良提出拥护蒋介石独裁,取消复东会,与蒋介石合作成立新组织的主张,并于4月1日派王卓然、王化一去南昌晋见蒋介石,二人向蒋报告了复东会的组织和九一八后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工作,在谈到张学良欲与之合作组织新团体时,蒋当即表示同意,并指定刘健群、邓文仪、戴笠和王卓然、王化一共同商量具体办法。双方协商后,决定以下各点:“一、定名‘四维学会’,为秘密组织。二、彻底融合蒋、张两方核心干部,拥护统一领袖,肩负复兴民族大业;继续东北抗日工作,以作发动全国抗日之准备。三、蒋为事实上的领袖,不居名义;组织理事会,由张就近领导。四、张负责说服取消‘复东会’,其领导人加入新组织。五、会址暂设武汉。”[1](P673)根据上述各点又拟一草案,蒋介石亲审后批准。4月10日,在汉口太平洋饭店举行第一次筹备会,决定推举7人为筹备员,发起人以60人为限。15日,邓文仪、戴笠、王卓然、王化一返汉,向张学良汇报了谒蒋经过,张学良同意草案的内容。同日,王化一返回北平,向复东会核心成员传达了张学良取消复东会、与蒋合作成立四维学会的意见和去南昌的经过,与会者发生激烈争论而未果。26日,王卓然再次由汉回平转达张学良的希望,并进行说服工作。同时张学良又派黎天才来平疏导。5月7日,张学良在武昌徐家棚公馆与到达武汉的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再次就成立四维学会问题进行了长谈,大家勉强同意了张的意见。

      5月9日下午5时,在上海银行公会举行“四维学会”成立大会,筹委会公推刘健群、王卓然、梁干乔、阎玉衡、赵龙文、王化一、黎天才7人为主席团成员。主席刘健群主持会议,王卓然报告筹备经过,张学良代表蒋介石监誓并训示,蒋介石被选为名誉会长,张学良被选为名誉理事长。出席会议的有发起人共计46人,入会宣誓者48人(此后在南昌、南京分别有2人、3人宣誓入会),贺衷寒、王卓然、王化一、刘健群、阎宝航、邱开基、丁炳权、黎天才、吴瀚涛、邓文仪、高健国、曾扩情、戴笠、梁干乔、卢广绩15人当选为理事,赵龙文、阮奇、周从政、刘广瑛、关吉玉5人为候补理事。王卓然被选为理事长,邱开基、黎天才、王化一为常务理事。会议决定总会暂设汉口,8月15日移至武昌。成立的当天,张学良即向蒋介石报告了该会成立的情况,并“渴望钧座手书训词,指示一切”,12日,蒋介石何应钦均来电勖勉[2](P160)。至此,蒋张合作的秘密的政治组织诞生了。

      二、四维学会成立的原因

      1934年的中国,蒋张作为国内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在当时的国内尤其是国民党内的政治生态中,一个属中央集团,一个属地方集团,双方联合组织一个小规模的秘密的政治组织,是一个颇具特殊意味的政治现象。究其因由,可以从张学良和蒋介石两个方面作基本分析。

      从张学良方面看:第一,成立四维学会的根本目的是收复东北,四维学会的会章中体现了这一点。其宗旨之一是“恢复固有领土,复兴中华民族”,誓词中也规定:“余觉悟国难重重,余自己实负一分子之责任……牺牲自己私利私见私爱私怨,以复兴中华民族”[2](P160)。如何收复从他手中失去的东北,并如何重新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支持等,无时无刻不萦绕在张学良心头。1934年4月在他离职赴欧前,就致书东北军将领及名流,勉励他们为了收复东北,“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1](P646)。旅欧期间,在罗马与抗日名将马占山、李杜、苏炳文会晤,赞扬他们的抗日精神,鼓励他们回国后继续抗日斗争。致书王树翰也称:“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尚不敢忘:一曰国难,二曰家患,三曰家仇”[1](P648),又致电万福麟,劝告东北各将领,宜一致团结,服从蒋介石指挥,坚决抗日。7月,宋子文和张学良在意大利相遇,张还向宋表达了在欧洲转一转即拟回国共赴国难的愿望。此外,为重兴抗日,他甚至想趁机访问苏联,以取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张学良旅欧考察的主要目标是德、意两国,他最大的兴趣是德、意两国在战败后是如何走上了复兴发展道路的,想以此为借鉴,探索出一条复兴中国之路。他造访和参观了德、意、英、法等国军方高级官员和军事工业、学校以及国防设施等。上述不难看出张学良虽身在异国,却心系抗日复土大业。1934年1月,他在谈到回国原因时说:“我是倦鸟归林,在国外居久了,天天受到刺激,心总像沉一般的燃烧着,恨不能化作精禽,立刻飞来,劝国人真正做到精诚团结四个字,把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明天就要治好”[3](P4)。在他重掌东北军帅印后,对东北军将士的讲话中,几乎没有一次不提到东北军人的使命是收复东北。1934年5月在《告将士书》中号召东北军官兵:“我们应当努力收复失地,努力光复中国固有的领土,这是我们一时一刻不应忘记的”[3](P69)。1934年6月和9月两次和东北军官兵讲话也强调:“只要我们有口气存在的时候,即应看东北问题为我们所应毕生努力非求解决不可的最高问题”[3](P235),“我们东北的军人,一天不见东北收回,心中便一天不安,死了也不能闭眼睛的。我们活着应当为收复东北而努力,死了应当将尸骨埋到东北去”[3](P102)。张学良视收复东北为其毕生奋斗的最高利益,能够同执掌中央大权的蒋介石集团联合成立一个专门组织,谋划抗日事宜,对张而言,无疑遂其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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