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09)04-0082-07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识之士对乡村教育的呼吁不绝于耳。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奏请光绪帝明诏：“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第一次将普及义务教育列入政府和各级官员的职责中。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探索和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历经一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农村义务教育依然是我国教育的难点问题。 一 1949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中国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为了实现迅速普及初等教育目标，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之格局。1952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49.2%，小学毕业生升学率高达96%①。1956年1月，面对国内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教育部印发雄心勃勃的《十二年教育事业规划纲要》，准备“七年内在全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基本普及”更变成了“普及义务教育”，时间也延长到12年。 在浙江农村，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展开，普及义务教育运动也风生水起。以浙江富阳上官乡为例。浙江富阳上官乡是一个群山环抱、竹林茂盛的半山区。1949年，上官乡全乡仅1所学校，6个教师，110个学生。1955年，随着儿童入学人数年年增长，有了3所学校，8个班，11个教师，333个学生。时全乡7-14岁儿童为411名，入学率达76%。上官乡规划到1956年在3所学校基础上，扩大班级数为10个，教师增至13人，入学儿童增至440人（时全乡7-14岁儿童为459名），入学率达到97%②。 1956年正值开国初期，国家财力有限，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发展基础教育，无法满足民众送子女入学的要求。因此，政府从1951年到1952年连续下达指示，允许并提倡小学民办，“发动群众出钱出力办学。”以上官乡为例。1956年，全乡3所小学的一年经费开支如下：教师工资5302元、公什费420元、添置课桌椅150元，合计5872元。根据上官乡农业社建立时间不长，底子不厚的情况，为了不影响社员收入和农业社的巩固，决定先将学校由公办转为公办民助，再达到完全社办。规划1956年学校经费由国家补助40%，计2348元；学校收入1609元；农业社负担1915元（占33%）。1956年全社现有公益金估计共有8300元以上，以其30%作为教育经费，计有2490元以上。1956年底全社估计可以新增公益金8000多元，以40%作为办学经费，因此1957年国家还需补助经费的20%。1958年可全部转由农业社办③。 再以浙江上虞县通泽乡半湖村为例。半湖村有103户，413人。全村只有1个高小毕业生。村里办起合作社后，1953年下半年办起了社办小学。到1955年，已有39个学生。为办好学校，他们推选了地方上热心办学的公正人士7-8人（内学生家长代表2人），成立了民办小学管理委员会，并推选出经费、审查、总务、保管、宣教等委员。委员会负责动员学生上学，聘请教师，筹措学校经费，审查学校经费使用情况及对学校进行监督等工作。校舍是将一座破庙拆掉，利用旧料造起来，除木工、泥工外，全部自己动手，很快盖起了5间正房，3间小屋，配上42块玻璃，还盖了1间厕所，这样校舍就解决了。因为半湖村当时还是新办的低级社，公益金很少，所以学校经费除学校收入外，主要是依靠社员集体耕种保留田解决。该校每年学费可收入228.8元（收费标准同公立学校同），肥料费10元，全年共收入238.8元。教师工资每年358元、办公费50元、经费修理费20元，全年共支出428元，尚缺189.2元。但社员种保留田每年可收入200元。因此，两年来不但解决了学校经费，而且节余了100元，准备作为今后学校发展的基金。全部民办经费由民办委员会的总务委员负责管理，每学期结束向委员会报告收支情况，并向群众公布。随着半湖村农业合作社由低级社转向高级社及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他们规划1956年度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争取学龄儿童全部入学，使在校学生达45人，1957年达48人，1958年达56人，并增设高级班，请高级教师1人。经费方面，除了仍由收费解决一部分外，不足数由合作社公益金解决④。 以上两个典型个案是1950年代浙江农村实行义务教育的缩影。1950年代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浙江农村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农民群众的收入有所提高。如富阳县上官乡1955年平均每户农业、副业总收入为466元（比1954年增加30%）⑤。但贫困仍是大部分农民家庭的现实。如平阳县山门区南雁乡地处山区，主要生产蘑菇，其他收入很少，每个社员平均年收入仅28元⑥。针对国家财力有限，而农民尚不富裕的现实，195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农村，“国家办学”与“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⑦。“国家贴一点，农民出一点”，“发动群众出钱出力”，这种办学模式就成为浙江农村义务教育的不二选择，并伴随着浙江农村从贫困走向富裕，成为特定时代的特殊标志。 二 1958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教育改革也进入高潮。同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它批评了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的错误；要求加强党的领导，改变校长负责制，实行党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要求改革现行学制，在实验成熟后规定全国通行的新学制⑧。自此，学制改革试验在全国迅速展开。然而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夸大的主观能动性使试验规模一度失控，出现了要求偏高偏急，把学制压得越短越好的现象，严重违反了教育教学规律。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学校规模急剧萎缩，大批学生被迫失学，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由1952年的96%骤降到1962年的42.6%⑨。1962-1965年，我国国民经济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教育体系方面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整顿，以改变教育体系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