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9)04-0064-07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它直接关系到反“围剿”斗争的成败。关于这次全会中共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关于这次会议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上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13卷中《抗日潮流的起伏》②论及这次会议仅有一页多一点的篇幅，而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第3册《内争外患的交错》③则对此根本不提，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内战与危机》④中也只有10行字。 一、共产国际的事先安排 1932年冬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中报告说，中央政治局和共青团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其他成员，包括张闻天、秦邦宪、王云程和陈云逐渐地去中央苏区，“建议在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后召开第五次全会，以便总结近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并确定目前的主要任务和苏维埃运动的策略。”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在收到上述电报的第三天（12月21日）就“基本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核心的决定。……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之一。”⑥ 12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去密电：“王明能否直接去香港。你们能否从那里把他及其夫人送到中央苏区？请立即回复。”⑦ 其实从1932年起，中共中央不止一次地提出王明回国的问题。1933年1到3月在莫斯科与上海的电报往来中多次讨论了派王明到中央苏区去的具体途径。1933年7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王明回国的建议，并决定由米夫等人安排他的行程⑧。 关于未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选问题，格伯特在1932年冬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说：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见，建议中央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政治局由13名委员（其中王明和康生两名不在国内）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黄平、周恩来、任弼时、项英、邓发、毛泽东、王云程、王明、张国焘。书记处由秦邦宪、张闻天、陈云、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组成，书记由秦邦宪、周恩来、项英担任。并建议“全会应增补10名新的［中央］委员。”⑨ 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就当前军事战略、经济政策和工会政策作了指示，其中特别提及：“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加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在中央局领导下担任负责工作。”⑩ 1933年10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会议上研究了中共领导组成问题，会议决定责成由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王明、康生、米夫、马季亚尔和萨发罗夫组成的委员会起草答复草稿。10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你们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从你们的名单中取消了候选人卢福坦和罗登贤。最好让朱德和顾作霖进入政治局来代替他们。为明确起见，我们重复一下政治局组成人员”：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秦邦宪、康生、陈云、张国焘、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邓发、朱德和顾作霖。“中央书记处可以由三人组成，但考虑到要到各处去，我们建议由以下五人组成”：周恩来、项英、王明、张国焘和秦邦宪。“请尽快讨论并告诉我们，你们有没有不同意见或新的建议、补充人选或其他人选，你们是否认为中央组成需要增补新的有威信的军队和苏维埃领导人。”(11) 1933年11月初埃韦特在上海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康生的电报中说：“［中共］中央告知：1.同意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人员，但是我们建议还设三名候补委员”即李竹声、王稼祥和刘少奇。书记处，由于［中国］缺少王明，我们建议在前线的张国焘和周恩来参加。在瑞金只有秦邦宪、项英出席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因此我们还建议张闻天和陈云参加书记处(12)。 关于六届五中全会的议程，共产国际也有具体的安排。8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责成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吸收王明和康生参加，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成问题，“如果在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不同意见，那么它的决定将看作是政治委员会的决定。”“批准召开党的五中全会，建议确定以下议程：[1]总的政治形势。[2]党的群众工作和国民党地区的反帝斗争。[3]针对国民党的第六次‘围剿’(13)，党在苏区的任务。”(14) 8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听取了康生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制定相关三个文件，给即将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寄去材料(15)。 9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听取了东方地区书记处给中共五中全会的指示草案(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