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四川行省沿革与特征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治安,男,1949年生,河北邢台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从事元史和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历史教学:高校版

内容提要:

元代四川行省在创建前20余年,因以陕西为后方对川蜀的攻略,多是与陕西合为秦蜀行省。独立和稳定的四川行省建置,则限于至元二十三年以后80余年间。同时它还与境内东、西川行枢密院及宣慰司等发生并存或兴替联系。四川行省的三个显著特征是:设置早,前期与陕西行省等合并分离频繁;战争破坏严重,户口数稀少,财税收入亦少;驻屯军队多,万户等军府多,军事色彩较重,后期或为世袭军将把持。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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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4-0005-07

      川蜀自古为华夏文明的西部渊薮。它“东南控接荆湖,西北襟连秦陇,阻山带江,密迩番蛮,素号天险,古称极边重地”[1](pp.2548-2549)。四川建省,肇始于元朝。无论宋、蒙战争,抑或元帝国的西部疆域控驭,四川行省的地位都举足轻重。本文重点就建立沿革、与行枢密院等关系、若干特征等,予以如下探讨。

      《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七》载:“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国初,其地总于陕西。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元代四川行省的建立,也有宽泛和严格的诠释区别。因蒙元以陕西为后方对川蜀南宋军队近半个世纪的攻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四川与陕西往往合为秦蜀行省或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而独立和稳定地设置四川行省,又限于至元二十三年以后八十余年间。为正本清源,我们还是先从秦蜀行省谈起吧。

      秦蜀行省正式设立于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八月,廉希宪为中书右丞,商挺为佥省,行省事[2](p67),它的前身无疑是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首的陕西四川等路宣抚司。中统三年易名为陕西四川行中书省。此时的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尚属于临时处理军政的行省。

      至元元年八月,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较早进入半固定行省的行列,开始有了较稳定的辖区,设置时间较长,统辖节制权限明确。至元元年起,赛典赤首次以平章政事担任陕西四川行省长官十年,元廷明确命令“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还专门颁布了“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处行中书省条格”[3]。然而,陕西四川行省官员仍带中书省宰执衔,时而分为二(如至元八年十一月一度“置四川省于成都”[4](p.139)),时而合为一,时而改置行枢密院或安西王相府。在这个意义上,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陕西四川行省稳定性较差,往往处于不时变动之中。

      至元九年,忽必烈封嫡次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关中,设置王相府,其辖地和职权范围是:“教令之加,于陇于凉,于蜀于羌……其大如军旅之振治,爵赏之予夺,威刑之宽猛,承制行之。自余商贾之征,农亩之赋,山泽之产,盐铁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用。”[5]在安西王忙哥剌受封六月后,陕西四川行省就被废罢[6](p149)。王相府取代该行省而获得“承制”治军、命官、司法、征税等广泛权力。直到至元十七年,亦即安西王忙哥剌死后第二年,陕西四川行省才重新恢复①。另,至元十六年先后出现“诏谕王相府及四川行中书省,四道宣慰司抚治播川、务川西南诸蛮夷”,以及“赐参知政事昝顺田民百八十户于江津县”[7]。表明至元十七年前四川行省或许短暂恢复。在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27年间,陕西四川行省竟然因安西王相府的替代而被废罢近八年,几乎接近这段时间的三分之一。

      因为攻略南宋的需要,元廷自中统四年开始设置四川行枢密院,治成都。在中统元年——至元十年和至元十七年——至元二十三年之间,陕西四川行省与四川行枢密院是同时并存的。元廷还注意协调陕西四川行省与四川行枢密院的关系。例如,至元初赛典赤·赡思丁担任陕西四川行省平章三年之际,忽必烈降诏“赏银五千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还一度改四川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以原行省、行院官赛典赤和也速带儿共同负责[8]。有关四川行枢密院,后面将详细考察。

      同样是为着对南宋用兵,这段时期的陕西四川行省治所迁徙不定。中统年间,治所在京兆路。至元二年闰五月,移于兴元(今汉中)。三年,又南徙利州(今广元)。这两次治所迁徙,显然是为着便于川蜀前线的军需转输供给。十七年川蜀战事结束后,治所迁回京兆路[9]。沿袭中统年间四川行枢密院专官负责军饷供应的先例,陕西四川行省的职司一度偏重于供应军需。如赛典赤·赡思丁虽曾经奉命分镇四川,偕万户郑鼎佯攻嘉定,但不久遵朝廷旨意“行省事于兴元,专给粮饷”;而在前线总兵的佥省也速带儿、郑鼎又改称“军前行尚书省”[10]。至元二十三年四川独立建省以后,治所起初设在成都。至元二十五年五月,一度迁于重庆,而在成都立宣慰司。两年后,由于“成都之民,苦于供给”,四川行省“复徙治成都”[11]。

      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陕西四川行中书省本身,还有两次改置行尚书省的变动[12]。一是指至元七年三月元廷依据阿合马的建议,一度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二是指至元八年九月“罢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尚书省,以也速带儿行四川尚书省事于兴元,京兆等路直隶尚书省”。同年十一月,四川行省又移治成都[13]。前一次更改,只是名称改变,无实质意义。后一次改尚书省,则是牵涉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二,四川部分自为四川行尚书省,陕西直隶朝廷尚书省。这应该是中统元年建立陕西四川行省后首次较大的变更。谭其骧先生说,“四川境内独立行省始此”[14]。诚是。然而,此次更改仅维持四月余,至元九年正月,不仅重新恢复了行中书省的名称,而且“京兆复立行省”[15]。《世祖纪五》至元十年四月辛丑又载:“罢四川行省”,增立东川、西川两行枢密院[16]。表明至元九年正月大抵在四川行省之外又另立陕西行省,其后二省一并被安西王相府所替代。而至元十年二月朝廷“遣断事官麦肖勾校川陕行省钱谷”,或许是王相府接管其财赋的措施[17]。此后多数时间,安西王相府又是和东川、西川行枢密院并存的,直到至元十五年四川行省复立和东川、西川行枢密院废罢为止②。翌年六、七月,四川行省亦罢,东川、西川行枢密院却一度复活。至元十七年十月恢复设置陕西四川行省③。另,《百官志七》有“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的说法。揆以《世祖纪八》至元十八年十二月辛亥“命西川行省给万家奴所部兵仗”和《世祖纪九》至元十九年九月壬申“命四川行省就遣亦奚不薛军前往招抚”蛮洞向世雄兄弟等史料[18],以及迄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四川行省或西川行省招讨、统辖蛮夷等活动依然见于史书记载④,此说可以成立。《汪世显·汪惟正附传》“(至元)十七年,迁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秦蜀中书省事,赐玉带。以省治在长安,去蜀远,乃命惟正分省于蜀……二十二年改授陕西行中书省左丞”。亦可证上述“分省四川”,是比较准确的说法,“四川行省”则是用后来的正式名称去称呼此“分省”军政实体。而至元二十二年七月汪惟正朝见忽必烈并被任命为陕西行省左丞[19],也意味着四川由分省独立置行省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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