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追尋蒙古史迹的考古新收穫 幾年前，有報社記者來訪，出示某報報道蒙古-日本聯合考古隊發現了成吉思汗陵墓的消息，請我談談看法。記得給我看的只是轉述外國報紙報道的摘要，因爲我没有見到考古報告，不好發表評論，只是説：根據文獻所載成吉思汗埋葬方式，要找到他的墓實非易事。從這條消息看，雖然報道的墓區方位與史料記載大體符合，但説此墓已被發現似乎爲時尚早。據文獻，蒙元朝皇帝的墓葬地當是範圍較大的區域，且不建地面標志，僅找到某處有祭器和其他祭祀遺物，還不能斷定就是成吉思汗的墓。早在1925年，蘇聯著名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在烏蘭巴托一帶和肯特山地區進行民族學、語言學調查時，就發現肯特山地區有元代祭場遺迹和祭器遺存。①記者報道我的話出入不大，但後來在網上被輾轉傳佈得大大走樣。本打算予以澄清，但我想網上炒作對學界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就没有置理。不過，這件事倒引起我進一步探究蒙元諸帝葬地及蒙古早期若干歷史地理問題的興趣。最近，承友人幫助，讀到了參與該項考古調查和發掘的日本考古學家白石典之的相關論著，獲益良多，從而更領悟了爲學確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反思自己三四十年前編繪蒙古地區歷史地圖時，基本上依賴文獻資料，在故紙堆裏討生活，是多麽局隘！ 白石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成吉思汗之考古學》②“前言”和“結語”中説，從1990年起，他每年都有數月在蒙古國追尋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足迹；1997年4月起他留學蒙古兩年，得以專注於此項研究，這部書就是這兩年他在蒙古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此書分《成吉思汗的祖先》、《成吉思汗登臺》、《蒙古帝國的建立》、《成吉思汗的結局》以及《成吉思汗的子孫們》五章，結合唐代到元代的蒙古歷史進程，介紹了從額爾古納河到阿爾泰山(主要是克魯倫河、鄂嫩河、土拉河“三河之源”地區和杭愛山地區)多達五十處各個時期的文化遺迹，利用考古年代學方法對遺迹和遺物的時代作出分析判斷，並在地圖上標出位置，不僅内容豐富，而且都很重要，可以説是通過遺迹勾畫出了清晰的早期蒙古歷史軌迹。在2006年發表的《成吉思汗墓在何處？》③一文中，白石先生介紹了2001年他與蒙古學者共同在肯特省德勒格爾罕縣阿兀拉嘎(＜A'uruq奥魯)遺迹進行發掘的情況，可能發現了祭祀成吉思汗的靈廟遺址，因而得到了尋找迄今不明之成吉思汗墓地的線索；後來記者發表此項成果，引起很大反響，其中有的誤報爲“發現了[成吉思汗]墓”，其實“靈廟和墓是不同的”。我這纔知道，原來並非蒙日考古隊宣佈發現成墓，而是某媒體的“誤報”。這和我答記者問時説的話意思差不多，我對發現成吉思汗墓新聞的評論，被網絡上輾轉傳播走了樣至此該可以澄清了。 非常感謝白石典之先生和其他蒙古、日本考古學者爲我們提供了極爲豐富的有關早期蒙古部族歷史活動的實地考察資料。請允許我借助這些重要的考古成果，結合文獻資料，就以下幾個問題略申管見，並借此機會訂正《中國歷史地圖集》遼、金、元蒙古地區圖幅中的若干疏誤。 一 成吉思汗墓地與大斡耳朵 成吉思汗去世(1227年)後僅數年(1233-1235年)，出使蒙古的南宋使團隨員彭大雅和徐霆就先後記載了有關成吉思汗墓葬的情況。④彭、徐分别編述其出使見聞，後二人遇於鄂州，各出所編以相參考，遂用彭編爲定本，間有不同處，徐乃疏於其下，此即傳世之《黑韃事略》。關於成吉思汗墓，彭大雅記曰： 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如平地。若忒没真之墓，則插矢以爲垣闊逾三十里，邏騎以爲衛。 徐霆疏曰： 霆見忒没真之墓在瀘溝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云：忒没真生於此，故死葬此。未知果否。⑤ 彭大雅没有説明他所記是否出於親見，徐霆的“疏”中則多用“霆見”云云，但從其所記的某些内容看(如此前一條：“霆見其死於軍中者，若奴婢能自馳[馳]其主尸首以歸，則止給以畜產；他人致之，則全有其妻奴畜產。”⑥)，不可能都是“親見”。不過，彭、徐二人確實都到過窩闊台的大帳。據《元史·太宗紀》，這期間(1233-1236年)，窩闊台駐地都在克魯倫河上游以西至鄂爾渾河上游杭愛山一帶。⑦彭大雅的行程路線，據所記“其地出居庸則漸高漸闊，出沙井則四望平曠”云云，⑧當是走天山(大青山)北沙井道，未必經過克魯倫河上游，其所記有關蒙古葬制和成墓護衛事可能是得自“聞”而非“見”(如“插矢以爲垣闊逾三十里”的大禁地，就不可能近距離觀察得到)，但所記蒙古墓葬制度，與元代的漢文、波斯文、拉丁文史料頗合。⑨徐霆記行程爲“霆出居庸關，過野狐嶺，更千(？)餘里入草地，曰界里濼”云云，⑩所行路線當與1247年張德輝奉忽必烈召前往蒙古所作《邊堠紀行》的路線以及明金幼孜《後北征録》所記成祖進軍路線略同，應經過克魯倫河上游，不過他所謂“見”者，只是遥望其地山川形勢，並非近距離看到成吉思汗墓；説成墓“在瀘溝河之側”只是記了大致方位，難以理解爲墓地就在克魯倫河旁近處。從下面引述的有關資料看，彭、徐二人都不可能就近觀察被定爲“大禁地”的成墓，他們的記載當得自親聞，作爲同時代的史料具有很高價值，但不能視爲“目擊記録”。 拉施都丁《史集》對成吉思汗葬地有較詳細記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