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使制度是南宋時期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它包括持節出使外國的國信使，和奉詔宣諭國内的使者①。正因爲如此，留正在編纂《皇宋中興兩朝聖政》時，在“官職門”中，將持詔出使國内的宣諭使所屬的“奉使”目，與持節出使國外的“國信使”目並列。後者，學術界已有學者進行了系統的研究②，前者尚未見人予以關注。在李之亮四卷本《宋代路分長官通考》(巴蜀書社，2003年)和十卷本《宋代京朝官通考》(巴蜀書社，2003年)中，也缺乏相關的條目予以關注，或爲宣諭使不是固定行政職官的緣故。實際上，職掌“宣諭德意，不預他事，歸即結罷”③的宣諭使，作爲南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奉詔宣諭國内的使臣，有其存在的社會歷史背景，其代表皇帝的出使職責，在南宋的政治生活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作爲皇帝的代表，使者是加强皇權的重要工具。這一代表皇權的專使，呈現出特定的時代特徵。撰成此文，不當之處，敬祈教正。 一、奉使宣諭的背景 以趙構爲首的南宋政府，在靖康之難後建立起來。宋金戰争造成的混亂形勢，導致南宋境内盗賊蜂起，州縣凋敝。爲了建立穩固的官僚機構和加强對各地的統治，以高宗爲首的統治集團，在與金兵對决的同時，采取各種措施以加强吏治，改變混亂的國内形勢，儘快恢復正常的統治秩序。代表皇權的宣諭使不斷得以派遣，以加强對地方的控制。 南宋在奔波征戰中，爲了加强對金防務重地兩淮地區的控制，於紹興元年(1131)派遣宣諭使，由户部侍郎傅崧卿宣諭淮東④。隨着形勢的穩定，爲了安撫國内的統治秩序，紹興二年(1132)派遣五名監察御史宣諭兩浙、福建、兩廣、湖南、江東西等地。此次遣使宣諭江浙荆湖福建兩廣諸路，是鑒於各路盗賊稍息，宰相吕頤浩“慮守令弗虔，請分命御史循行郡國”⑤。宣諭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橐、薛徽言同班入見，高宗說出了出使的苦衷：“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於民，奸贓之吏必須按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曆，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⑥高宗在和大臣的談話中說及此次遣使：“近臨遣五使，面諭丁寧，非往時遣使之比，朕欲實惠及民。”並允許五使焚毁建炎元年(1127)之前積欠租賦的文簿，可以根據具體情况對移州縣官員⑦。紹興七年(1137)，高宗鑒於西部川陝地區遠離東南，久經兵火，派遣使臣前往。高宗說出此次出使宣諭的原因：“戎兵國之大事，而民邦本也，二者皆吾所重。乃軍興十有三載，轉餉所資，萬民苦甚。”⑧目的也是要整頓政治、舒緩民力。 出於現實形勢的需要，宣諭使不斷活動於南宋境内，代表皇帝履行着各種職責。 二、奉使宣諭的使臣選用、分道和次數 宣諭使作爲加强對地方的控制，鞏固皇權而持節出使國内的專使，受到了南宋各朝的重視，其選用和派遣相當頻繁。 (一)宣諭使的選用 理論上，皇帝可以派遣任何官員爲其使者。事實上，南宋宣諭使作爲皇帝的代表，多是親信近臣，主要由監察官、侍從、執政等構成，他們都具有很强的吏治才幹。宣諭出使主要集中在高、孝、光、寧四朝。後來各朝由於文獻缺載，故無從統計。今據《宋會要輯稿》等文獻的記載列舉如下： 1.監察官。四次共八人 (1)紹興二年(1132)十一月二十二日，詔：宣諭官朱異改差浙東、福建路，胡蒙改差浙西路，劉大中改差江南東、西路，薛徽言改差湖南路，明橐依舊廣南東、西路。(《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二，第3167頁；《玉海》卷一三二《紹興宣諭五使》，第2444頁) (2)紹興八年(1138)十一月八日，監察御史江西路宣諭李寀言：“欲乞同昨監察御史胡世將奉使福建路，督討范汝爲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五，第3169頁；《宋史》卷二九《高宗六》，第537頁) 按：胡世將於紹興元年九月壬戌(九日)，以本官監察御史撫諭福建，不是宣諭使。然而，都是使者。李寀援以爲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七，紹興元年九月壬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5册，第651頁) (3)紹興九年(1139)，(監察)御史方庭實宣諭三京、淮北，皆使者職也。(《玉海》卷一三二《紹興宣諭五使》，第2444頁) (4)紹興三十一年(1161)六月八日，詔：“御史中丞汪澈充湖北京西宣諭使。”(《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一○，第3171頁) 2.侍從。合計十二次十四人 (1)紹興元年(1131)，詔秘書少監傅崧卿充淮南東路宣諭使。(《宋史》卷一六七《宣諭使》，第3956頁) (2)紹興六年(1136)十二月九日，詔差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川陝諸郡，及撫問吴玠一行將士，並給賜御劄、曆子，令采訪逐路見任官廉污能否，書上曆子，薦削以聞。(《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四，第3168頁) (3)[紹興九年(1139)]遣[刑部侍郎]周聿就同郭浩宣諭陝西諸路。(《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八，第3170頁；《宋史》卷三六七《郭浩傳》，第1144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