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12-0027-14 一般而言，社会的演变是一个自由度逐渐扩散的过程，是自由度平均值逐渐提高的过程。自由度与社会发展成正比，社会越发达，自由度要求越高，反之亦然。宋代有着古代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显然与其社会自由度有着密切关系。由于未见有学者从这个角度予以论述，所以本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仅是进入了一个新领域，而且更有益于对宋代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深入认识。 一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首要的人权。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然而国家可能仍然处罚某些具有破坏性的表达的类型，如明显地煽动叛乱、诽谤、发布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秘密等等。保障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基本权最经典的立论为：这是发现真理的根本。宋代的言论自由度有多大呢？主要看其能否议论朝政、批评官员以及皇帝。先从底层谈起，考察民间百姓言论的自由度。宋仁宗时的一天，宋祁来到开封郊外观赏，见到一位老农便上前作揖并问道：“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虽然，有秋之时，少则百囷，大则万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老农大笑之后，说了一段令人惊骇的话： 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夫春膏之烝，夏阳之暴，我且踦跂竭作，杨芟捽中，以趋天泽；秋气含收，冬物盖藏，我又州处不迁，亟屋除田，以复地力。今日之获，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且我俯有拾，仰有取，合锄以时，衰征以期，阜乎财求，明乎实利，吏不能夺吾时，官不能暴吾余，今日乐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未始见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强勉以希帝力也！① 言毕，竟扬长而去。在中国古代史中，像这样珍贵的史料是罕见的。一个天子脚下的普通农民，面对朝廷高官，随口道出如此有条理、无所顾忌而深刻的言论，简直可以视为宋代农民的宣言。其意义有以下几点：(1)老农先是嘲笑，劈头一句即斥责宋祁提问中的观念太鄙陋；接着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不懂农事；义正辞严地批驳之后转身而去，显出不屑与之深谈的神气。这哪里是农民应答官员，简直是老人教训后生！(2)老农认为获得丰收完全是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根本不是上天的恩赐，也与皇帝无关。(3)由此看出农民不畏权贵，不迷信上天，不崇敬皇帝，也就是说，所谓至高无上的天和皇帝与他们的幸福并无关系，一切靠自己争取。(4)反映了农民大无畏的精神及充满自信、自强、自尊。这位社会底层农民的大胆言论，代表了宋代历史条件下广大农民的新观念，无疑是反正统、反封建的，可以说是一丝激进思潮的曙光。更有甚者，在南宋初年的江西赣州，平民百姓公开谴责皇帝。庄绰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但当地人说他们所带的钱为宋徽宗时铸造，“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②将宋徽宗视为无道之君，拒不使用带其年号的货币，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昏君的不满和蔑视。 士人的言论也比较随便，尤其是可以肆意指责时政。典型的如京东路的郓州士子：“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③以群聚批评官府而著名，有的甚至敢于当面给长官起外号。④在开封，更有狂生拦路斥责宰相：宋真宗大中祥符末年大旱，宰相王旦在下朝回家的路上，“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号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经掷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将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过，彼何罪哉？’乃命释之”。⑤既动口又动手，仍被宽容对待。宋仁宗朝，四川有一举子献诗成都知府云：“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公然鼓吹宋政府最担心的分裂割据。成都知府将其逮捕上报，宋仁宗却不以为然：“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事务，处于远小郡。”结果其人到任不一年，便惭恧而死。⑥正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在演艺界，那些反映现实吸引观众的节目，胆大妄为，通常以讽刺官员为题材。如参军戏中云：“五代任官，不权轻重，凡曹椽簿尉，有龌龊无能以至昏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⑦公然取笑长官。有官员气愤地指责道：“俳儿优子，言辞无度，非所以导仁义，示雍和也。”⑧就是说他们什么话都敢在舞台上说，不利于专制统治。宫廷内的优伶编排的类似小品的节目，贴近现实，反映下情，敢于拿宰相开涮。北宋中期的教坊使、幽默大师丁仙现曾说：“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⑨王安石变法时期，权势很大，反对派很多，“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且多被黜降，后来者乃寝结其舌矣。当是时，以君相之威权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独一教坊使丁仙现尔。丁仙现时俗但呼之曰‘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适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中乃便作为嘲诨，肆其诮难，辄有为人笑传。介甫不堪，然无如之何也，因遂发怒，必欲斩之。神庙乃密诏二王，取丁仙现匿诸王邸，二王者，神庙之两爱弟也。故一时谚语，有‘台官不如伶官’”。⑩宋神宗是王安石变法的后台，但并不反对伶人批评新法，还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宋高宗时，有个讽刺奸相秦桧让儿子当上状元的节目，“四坐不敢领略，一哄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谴法”。宋徽宗时，有节目讽刺朝廷政策乖张，“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11)前者是理亏，不敢公开压制；后者是被说破真相，引起反思，但都没有因言获罪。南宋人袁文言：“内宴优伶打浑，惟御史大夫不预，盖始于唐李栖筠也，至今遂以为法。”(12)不让御史大夫出席，就是不让优伶的言行受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