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9）10-0027-09 所谓敕额，即朝廷颁给寺观的名称。自唐代以后，它是佛寺道观以及神祠合法存在的主要标志。封建国家通过敕赐名额、打击无额寺观等措施强化对寺观的控制和管理，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程序复杂的敕额申报和审批制度。一般情况下，寺观名额是由僧俗道众向朝廷提出申请，符合规定条件并经有关部门核实之后，以敕牒的形式颁发给寺观；未经朝廷敕赐或私加额号创设寺观，常被视为非法活动而加以禁断。 历史上，寺观获得敕额有多种途径。就金代而言，非官方寺观获得敕额的主要渠道是“纳缗投状”申请名额，这种方式在历史上极为特殊，在申额、赐额制度上亦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征。以前，中日学者对此已进行过一些探讨①，其中尤以白文固先生的研究最为系统和深入。但诸多论断失于细考，大有商榷之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对金代官卖寺观名额活动的时间、规模、范围、条件、钱数、程序等问题做进一步的补充和订正。 一 官卖的原因、规模和条件 金代官卖度牒、紫衣、师号、寺观名额始于世宗大定初，是一种较为通行的说法。据修武县《兴国寺碑》称，该寺僧人善深“常患院无名额，介怀不忘，忽于大定二年壬午四月，内官中出榜，备奉都省札付内处分，应无名额寺院，许僧自陈，当与奏乞降赐，乃具状告官，至九月二日奉敕特赐兴国院为额”②。由此可确定官卖寺额始于大定二年（1162年）四月。 以前，研究者以清人胡聘之的立论为依据，认为金朝鬻度牒和寺观名额始于海陵王正隆时期③。诚然，胡聘之在《太清观牒》、《修大云院记》后的按语中均指出：“纳钱卖度牒、师号、寺观（名额），金史谓始自世宗，据碑则海陵实先行之矣。”④ 但胡聘之依据的是李钧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所撰的《修大云院记》，原碑说：“荫城村大云寺者，道通大师之首创也。正隆中自本州千佛院拥锡南来，爱雄山之秀气，慕先师之胜迹，遂有结茅之志。未几，遇国家降卖名额，大师笑曰：‘吾雅志遂矣’。以兹诣官，投状纳缗，得赐大云。”碑记中的“国家降卖名额”，实际指的正是大定初的官卖事件。胡聘之的考证是一种误判，以此立论，自然不能成立。 正隆末、大定初，“兵兴岁歉”，“府库空虚”，国家财政一度陷于入不敷出的困难局面。为筹措用兵南宋和契丹所需的浩大军费，金朝统治者对农民进行超负荷的剥削。除预征租税⑤ 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杂税、摊派，“海陵军兴，为一切之赋，有菜园、房税、养马钱。大定初，军事未息，调度不继，故因仍不改”⑥。同时，金廷还通过鬻爵、进纳等手段广开财源，把聚敛之手伸向社会上的富民以及僧侣阶层。大定二年正月行“纳粟补官法”，同年四月又官卖度牒、紫褐衣、师号和寺观名额，可见它是继纳粟补官法之后为解决国用不足而实行征敛的又一举措，也是金朝官卖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政策在社会上得到了积极的回应：首先是僧俗道众申买敕额的规模较大。笔者据《金文最》、《全辽金文》以及《山右石刻丛编》、《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金石文献统计，在金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和哀宗五朝至少有两百处寺观申买到敕额。这仅仅是个初步统计，实际申买数要远超出此数。据修武县《敕赐寂照寺牒》⑦ 记，崇庆元年（1212年）僧人琮璨与弟子文悟购买到羔字第八十三号空名敕牒。说明在此之前仅河东南路转运司就已卖出了80多个院额。其次是范围广。《金史》明言官卖的施行范围是“自东、南两京以外”⑧，但实际上，申买活动主要集中在河东南、北两路，山东东、西两路，河北东、西两路和京兆府路，尤以河东南路的潞州、泽州、解州、沁州、怀州和京兆府的长安县、泾阳县为最盛。在南京路所属的河南府、单州、汝州、陕州、许州、钧州、嵩州，大名府的鄄城县，凤翔府的郿县和中都路的易州涞水县、涿州固安县以及大兴府安次县、永清县，临洮路的河州等地，也有僧俗道众申买名额的活动。 金代非官方寺观申额的主要渠道是“投状纳缗”申买敕额，无需进纳而获得朝廷敕额的现象极为少见，那些“恩例赐额”的寺观是否就属于这一情况呢？大安末，赵天锡入粟佐军，补修武校尉，监洺水县酒，金人元好问《冠氏赵侯先茔碑》说赵氏“以恩例补官”⑨，将鬻卖视为“恩例”。元氏《怀州清真观记》亦说修武清真观于“大安初，以恩例赐今名”⑩，实际上是丘处机与刘志敏购买空名观额所致(11)。《洪法寺额牒》云汝州鲁山县应惠院“依奉恩例选作兴国洪法寺”(12)，其实是该寺僧崇光“纳钞买院作寺额”(13)。据此推断，《兴复禅院功德记》(14)、《通仙观记》(15)、《鄠县秦渡镇重修志道观碑》(16)、《邓州重阳观记》(17) 等诸多碑记中所谓“恩例得名”的寺观，应是纳赀购买所得。 在尚书礼部牒的“申状”部分，僧道均要注明“自来别无名额”。大定十四年（1174年）乔扆所撰《太清观记》云：“大定中，诏天下老佛之居未列通籍者，听纳赀请名。”(18) 又《齐东镇行香院碑》云：“至大定二载，以边戍未靖，□勤戒□，而兆民方承正隆之弊，天子不忍复取于民，乃诏有司：凡天下之都邑山川若寺若院，而名籍未正、额非旧赐者，悉许佐助县官，皆得赐以新命。乃四众之人，愿祝发求度者，亦如之。”(19) 可见申买名额的条件是“未系帐的无额寺观”。未经朝廷赐额的寺观，一般称之为无额寺观。在宋代，私加额号和未经本朝赐予名额的寺观均被视做无额寺观，但金代的情况略有不同。从石刻文献看，金代寺观沿用前朝敕额的现象较为普遍，也有不少寺观重新刊刻前朝敕牒，朝廷对此是默认的。《敕赐宁国院碑》中“苟有佛宇而无名称者，皆得上请爰赐之额”(20) 的说法未必尽然。大定初，令那些“名籍未正、额非旧赐”的寺观申买敕额，说明有前朝敕额的则不需申买，未有诸如敕黄、赐额碑记等文字凭据的寺观则须纳钱购买名额。(21) 大定三年（1163年）《涞水大明寺碑》中还指出，申买名额的是那些“非官建及无旧据所授名”(22) 的寺观，该碑由朝奉大夫李构撰文、刑部员外郎杨邦基书、礼部尚书王兢篆额，当为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