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献标编号：1000-4106（2009）04-0008-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西夏石窟研究中出现了所谓西夏统治者“打起‘以浮图安疆’旗号，极力提倡佛教”和“西夏王供养像”等说法。其中有的说法，笔者也曾与相关作者进行过沟通交流。有的说法则与笔者直接相关，虽就此已在相关学术期刊上撰文作过补充修正，但可能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其负面影响仍时有发生。至今西夏研究的某些出版物中，或多或少地引起一些混乱。近年来，有的专家学者以口头或者致函的方式，希望笔者在适当场合谈谈看法。故拟此拙稿，就上述问题谈点个人愚见。不妥之处，恳请诸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拙稿所谈的几个问题，相互间并无内在的联系，故云“琐言”。 1.关于“浮图安疆”旗号 1982年出版的《敦煌研究文集》中，刊载了《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一文，在谈及西夏统治者崇佛时说：“李元昊……打起‘以浮图安疆’旗号，极力提倡佛教。”[1] 这是笔者看到的第一篇作此引文的文章。众所周知，李元昊及西夏历代统治者推崇佛教并利用佛教对人民进行思想和精神统治，这没有问题。然而问题在于，西夏史籍及相关文献中，找不到上述引文。而文章对其引文又未作出注释，我们不知其依据何在？笔者记得，该文稿在发表之前我曾经拜读过，并提出过质疑。遗憾的是，没有得到作者的回应。怀疑文章作者很可能是在以下史料的断句与理解上偏面而导致失实： （宋元祐元年）（1086）冬十月……宋许以浮图、安疆、葭芦、米脂四寨来归（西夏）。[2]（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 元祐四年（1089）六月八日，枢密院言：拟答夏国诏，交割永乐陷没人口，计口支与赏绢。仍将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给赐夏国。从之。[3] （宋元祐）五年（1090）春二月己亥，夏人来归永乐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宋）遂诏以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砦（寨）还之。夏得地益骄。[4] 公元11世纪后半叶，宋夏关系中经常出现一些寨堡的名字，其中尤以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堡的名称出现的频率最高。那是因为它们的军事地理位置特别重要，所谓“据高临下，宅险遏衡”，“扼西戎之咽喉。”[4]宋夏双方都势在必争，或通过武力，或利用和谈，竭力要掌握其控制权。上文作者可能把上述史料中频繁出现的“浮图安疆”断章取义，偏离了史籍原意。在引用未加标点断句的古汉语史料，偶不小心出点偏差也不足为怪。然而让人费解的是，由此发生了多起连锁反应。一些作者因疏于核查原文，不自觉地误入“先入为主”及“人云亦云”的怪圈。据粗略统计，自前文发表之后，至少又有五六篇文章中重现同样的问题： 1985年第3期（总第5期）《敦煌研究》刊载的《晚期的莫高窟艺术》云：西夏统治者“一方面以武力征服境内各民族，同时又提出‘佛图安邦’的口号。”[5] 在另一篇《莫高窟晚期的艺术》文章里，又说西夏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以佛图安疆”[6]。 1985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一书中说：“西夏历代统治者也奉行佛教，他们甚至提出以‘浮图安疆’的口号”[7]。 1990年6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北方民族美术史料》一书中也说：“由于西夏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佛教，曾提出了‘以浮图安疆’的主张”[8]。 1996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华夏文明探秘丛书·沙海佛光·敦煌莫高窟漫笔》一书中亦云：西夏王朝“以浮屠安疆”[9]。 笔者记忆里，还有一些出版物持此说法者，不一一罗列。 以上所列已足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前人在引用史料上一个小小失误，可以让后人受到感染和影响。若不及时纠正，这种负面的感染和影响会长期延续下去。疏于核查原始资料是其病根，这一点确也值得总结经验。 至此，可对这个问题作一简要小结： ①有关西夏佛教史料中，西夏统治者虽崇奉佛教，但并未提出所谓“以浮图安疆”的口号。 ②所谓“以浮图安疆”，宋夏相关史料中是“浮图”和“安疆”两个寨堡的名称。它们常常与“葭芦”和“米脂”两寨合称四寨。这四个寨堡是当时宋夏双方都是竭力争夺的。宋朝与西夏曾经过商谈而达成协议：宋朝以此四寨还赐西夏，而西夏则送还在永乐之战中俘获的宋朝官吏和百姓，宋朝还需“计口支与赏绢的”。所谓“以浮图安疆”，即上述宋朝以浮图、安疆、葭芦、米脂四寨还赐西夏，其内容和性质与西夏的佛教政策没有关系。 2.关于“西夏王”供养像问题 归根到底，这个问题与笔者有直接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共同开展敦煌西夏资料的调查研究。为此，成立了西夏资料工作组。常书鸿所长和王静如教授分别担任组长、副组长，宿白教授担当学术顾问，李承仙先生任秘书长，史金波、白滨、刘玉权为组员（陈炳应也参加了调查工作）。工作组领导安排笔者承担西夏洞窟分期的课题。这项工作，使笔者有幸自始至终得到宿白教授的亲自指导。西夏洞窟分期论文的提纲，即由宿白教授亲笔拟定的。1982年分期论文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在《敦煌研究文集》中发表[10]。 莫高窟第409窟划入西夏洞窟，窟中有西北少数民族首领的供养画像。其人物造型、衣冠服饰及侍卫仪仗等，与史籍关于赵元吴的记载颇相契合。但毕竟其画像题名无法看清，不能确认其具体身份。在稍后的图版说明和文章中，只好勉强以“西夏王”供养像称之[6]228。此后的一些中外出版物，自然依照此说①。除第409窟外，莫高窟还有第237（前室、甬道）、148窟（甬道）有这种西北少数民族首领的供养画像。其实在西夏洞窟分期过程中，对莫高窟西夏第二期窟（前述第409、237等窟即在此期）壁画的一些特点和风格，让人感觉到与其前、后两时段的壁画有些难于衔接，倒是同当时可以看到的德人勒寇克《火州》一书中的高昌回鹘壁画较为接近。然一时尚无缘去新疆参观考察高昌回鹘佛教艺术，只好暂将上述现象理解为敦煌西夏石窟接受了高昌回鹘佛教艺术的影响。要弄清这个问题，只有留待以后的进一步研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