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般情况而言，诗歌批评与文学（诗歌）史写作应该具有不同的目标、方法、价值和职能。诗歌批评是对以诗歌作品和诗人、诗潮为中心的诗歌现象进行及时的分析、探讨和评价，它以诗歌评析为基础，包含思想批评和艺术欣赏两个因素。诗歌史则通过对诗歌的发生、发展、兴衰演变的事实和规律的研究，对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的评介，总结一定时期的诗歌思潮、流派、风格和创作实践等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发生的时间上看，诗歌批评无疑是早于诗歌史，带有及时跟进创作的特性和批评家鲜明的个人色彩；而诗歌史家则需要经过一定长度的时间沉淀和理性过滤，依据那些可靠的诗歌事实，和该时代诗歌研究界的基本理解力（共识），将对象历史化、规律化和“经典化”。 但是，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和文学（诗歌）史的关系，较之上述“一般情况”要复杂得多。特别是新时期三十年以来，社会历史文化不断走向开放，诗歌场域日趋丰富、复杂，求新求异和“重写文学史”持续成为诗人和诗评家的目标，普遍的对“陌生化”的审美追求，使通常的诗学理念每每感到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诗歌批评界对重要诗歌文本的评析、解读，对诗人创造力形态转换的及时跟进“总结”，对被以往诗歌史所遮蔽的对象的挖掘、“重写”，就不仅影响到那些关心诗歌的读者，也同样会直接影响到文学（诗歌）史作者和研究者。我们看到，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诗歌史对一些主要诗人、诗歌现象的叙述，与在此之前的诗歌批评对他们的“定论”几乎完全重叠。当代诗歌史与当代诗歌批评的这种过分密切的关系，无疑有特定历史时期所带来的特殊性的一面，而且应该说受益良多。但是，长此下去，又会带来诗歌史被动受其批评制约，接受批评界彼时的“命名”，让有可能经过时间沉淀后得到的对“固定化”描述的自觉反思付诸阙如。 本文虽着意于揭示诗歌史研究对诗歌批评的过度依赖所带来的后果，提示前者应具有相对明确的“分界”意识和自主性，但是我论说的前提也不是认为诗歌批评与诗歌史写作、研究在方法、价值和职能上应有绝对严格的区分，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尽量减少彼此掣肘的可能。 一 近年来，一些当代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者程度不同地注意到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过于紧密的关系，提出二者应有相对明确的“分界”意识①。其中，程光炜的表述最为显豁。他将之命名为“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在他看来，新时期前十年文学批评的地位过高，批评的作用就被无形地放大了。一大批文学批评家，兼任了事实上的文学史家，他们的观点、主张、预设和结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和结论。而批评的影响过大，就会过分“干扰”文学史更为理性化的过滤、归类和反思性的工作。“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指的正是这些‘影响’、‘干扰’文学史研究的因素。这种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实际也不再是严格的文学批评，而具有了模糊暧昧的文学史研究的面目，并带有强行进入文学史叙述的现时功利性。它模糊的文学史面目，在上世纪80年代是通过‘文论化’（也即‘批评化’）的研究方式建立起来的。”② 作为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和诗歌批评家，程光炜的言述表现了他的敏识。就当代文学史而言，我们看到，当史撰叙述采取了基本认同彼时“批评的结论”，而缺乏史家理性化的辨析、归类和反省纠正时，文学史就会被批评所裹挟、所笼罩，从而陷入“批评影响的焦虑”的尴尬境地。 程光炜在此文中列举了十八位80年代的著名批评家，以及两套著名的文学批评丛书，以说明他们的批评观点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覆盖性影响。我注意到，在这些批评家及丛书中，几乎没有一位是专职的诗歌批评家。这种列举，无论是出于文章作者的自发还是自觉，诗歌批评家及著作的“缺位”，似乎都可以透出更为曲折的消息。我以为，或许程光炜是考虑到了中国当代诗歌评论与诗歌史写作就某一方面来说具有的非常特殊的关系：与小说批评有所不同，中国当代诗歌评论对诗歌史写作而言，所起的作用既有“影响”、“干扰”，同时更有特殊的助益，后者特别表现在那些搜寻和重新评价被历史所遮蔽的诗人诗作，钩沉诗歌“隐流”材料，企图激发新的诗歌史叙述向度，从而尽量修复历史真实的诗论文章中。 与小说等叙述性文体不同，简单地说，诗歌主要表达诗人个体的内在的情感经验。由于当代历史特别是前三十年对统一的类聚化的社会政治的强调，个体生命经验的表达就受到了高度的压抑乃至剪除。“七月派诗人”、“现代派诗人”、“九叶诗人”的命运不待多言，即使那些主流诗人如艾青、郭小川、何其芳、流沙河、孙静轩、邵燕祥、昌耀、蔡其矫、公刘等，本意是想在统一的政治主调中容留一点点个人情感经验的空间，也很快就被视为异类，受到批判和人身迫害。为了抒发个体的情感经验，同时避免遭逢与前辈同样的命运，当代青年诗人中的一部分人被迫采取了“潜在写作”（或称“地下写作”）的方式，比如上世纪60年代初的“X小组”（代表诗人有郭世英、张鹤慈、孙经武、牟敦白、金蝶等，自印有民刊《X》）；60年代中期的“太阳纵队”（代表诗人有张郎郎、张久兴、甘露林、食指、张寥寥等，自印有民刊《太阳纵队》、《曼佗罗》、《格瓦拉》）；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白洋淀诗群”（代表诗人有多多、芒克、根子、林莽、方含、宋海泉等，诗歌作品采用手抄本形式彼此传抄）；至于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在民间广泛传阅的先锋诗歌流派刊物《今天》、《他们》、《非非》、《莽汉》、《倾向》、《九十年代》、《象罔》、《现代汉诗》……更是不胜枚举。笔者置身民间诗歌写作和批评已近三十年，可以负责地说，大部分“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女性主义诗歌”、“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新世代”如此等等，其重要作品都最先出自民刊，然后才被正式出版物有保留地选载。因此，如果只是按照可以考证的公开出版物所发表的诗歌及诗歌批评文章，来作为当代诗歌史叙述的基本材料和可信资源，那么这样的诗歌史在很大程度上就缺乏真实性、完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