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0)02-018-3 伊瑟尔对文本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20世纪70年代，在现象学视角下从阅读效应透析文本结构，主要作品：《文本的召唤结构》（1970年）、《隐含读者》（1974年）、《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1976年）；后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从文学人类学视角来探寻人需要阅读和创作文学文本的深刻根源。主要作品：《走向文学人类学》（1989年）、《虚构化：文学虚构的人类学维度》（1990年）、《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的疆界》（1991年，这本著作是伊瑟尔后期文本理论的系统化成果）。伊瑟尔前期和后期理论对于接受效应问题一直没有忽视，但问题意识有所不同，前期他追问：文本阅读过程怎样发生？后期他承前提问：文本阅读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总的来说，伊瑟尔关注文本的交流沟通功能，侧重于从人本主义理想出发，把文本视为一种事件性的存在，对此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以下，我们就对伊瑟尔理解的文本事件性展开分析。 文本是什么？这是文本理论研究遇到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形成两种很有影响的文本观念：摹仿论（再现论）和形式论。摹仿论（再现论）强调文本是对外在现实、神秘力量和客观精神等的摹仿和再现，这些文本外的东西决定了文本客观的意义和本质。比如柏拉图的“理式摹仿论”、亚里斯多德的悲剧“摹仿论”、别林斯基的“文学艺术是现实的创造性再现”等。形式论则转向文本语言形式自身，强调文本是一种指向自身的语言结构。英美新批评和某些结构主义理论是其代表，比如，兰色姆的“构架—肌质”理论、布鲁克斯的诗歌语言“悖论与反讽”论、托多罗夫把叙事作品看作是一个陈述句的扩大。这两种文本观念的共同之处是：在西方强大的理性认识论传统影响下，形成了对文本理解的中心主义或者说本质主义的思维定势。这是一种着意追求的深度模式：文本现象背后一定隐藏着深刻的本质，它构成了文本的中心和内核。根深蒂固的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文本观其实暴露了西方文论中科学主义思维的一大弊端：没有很好的把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差异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没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研究者一般不带情感态度，使用实验和求证的方法获得物背后蕴含的认识和真理。人文科学则不一样，它的研究对象是人和人的符号再现，整体的人具有充分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无论是研究者还是阅读者都带着程度不同的情感态度，把对象视为另外一个“你”，和对象产生一种对话关系。对象的主体性使得我们的研究也要采用主体性的态度，研究者重在体验和阐释对象，而不是偏重于求证对象，使用逻辑推演和科学实验的方法获得客观性和本质性的东西。放在整个人类的时空视域看，人文学科中不同的研究主体体验和阐释对象的成果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很难找到唯一客观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文科学研究对象根本就没有一个客观稳定的本质和中心。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文本观被“理性至上”和“科学万能”的思想迷雾所遮蔽，并没有看清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差异性，把文本也视为没有主体性的物来研究，用科学求证的方法，坚信并探求文本现象背后客观存在的本质和中心。这种南辕北辙的研究思维，使得摹仿论和形式论的众多思想家为“文本是什么？”争吵不休，纠缠不清。 伊瑟尔的可贵之处是坚持人本主义，在“文本是什么？”问题上，一反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思维定势，也反对用科学求证方法剖析文本的客观化中心或者本质。他们主动“走向边缘”，倾向于把文本看作一个事件性的存在，从不断变化的双重意识的边缘线上寻觅文本的真实存在和审美实现。伊瑟尔的文本概念建立在区别文本的客观物质形态和文本的事件性这一基础上。伊瑟尔在前期和后期都明确反对认识论文本观的客观化和中心主义倾向（这种观念把文本视为作者的意图、客观的寓意、审美价值或者真理显现的载体），他关注“边缘”，视文本是多重系统在各自界限边缘的交叉事件。文本的事件性决定了文本是一个不确定的开放结构。他说“不论读者发生了什么状况，都要归因于文学文本具有事件的性质，即发生的事件没有指涉这一事实，因而必须通过文本解读来对其进行处理和反应。[1]”伊瑟尔关于文本的事件性论述有三点值得注意： (1)伊瑟尔区别“文学文本”(literay text)[2]和“文献”(document)[3]这两个概念，突显文本的交流能力，这种能力构成了文本事件性的前提。他认为，“文学文本”的突出特征就是它的交流能力。它是表达部分和未表达部分相互影响组成的张力结构，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在阅读中它召唤接受者体验不复存在的事物，理解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事物。它表现为读者不断具体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凝固的物质形态。这就使得读者阅读文学文本不是提炼单一意义或者印证外在现实，而是每读一次就经历一次新的交流事件，发现文本潜在的无穷意义。“文献”(document)则是用文字、图形、影音等符号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或理解为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文献”只是“文学文本”的外在物质形态，没有“文学文本”的交流能力，两者不能等同。所以伊瑟尔批评具有中心主义倾向的传统阐释规范：“……文学本文（即文学文本，“text”笔者注）就被解释成对时代精神、对社会环境、对其作者的神经病、以及对诸如此类东西的证明；这些本文因此被压缩到文献(document)的水平，这样就被剥夺了那些使它们区别于文献的方面，……它们不能丧失它们的交流能力，这正是文学本文的一个突出特征。……现在，以寻求单一意义为基础的传统解释规范宣布要指令读者；当然，它既易于无视本文作为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的特征，也易于忽视由这个正在发生的事件引起的读者的体验。”[4]伊瑟尔敏锐地发现了正是文学文本的交流能力引发了读者把它作为变化的事件而不是固定的文献来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