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是20世纪文论史上影响力最大、持续最久的两个理论流派。二者之间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到对话的发展过程。20、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那场论争之后，在二者之间寻求对话遂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研究方向。巴赫金就是在二者的对话中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大厦的①。如果说在苏联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巴赫金的对话还主要是一种个人的学术选择，那么在6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对抗的消解和学术壁垒的打破，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话已经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需求②。结构主义在60年代之后的繁荣使二者之间的对话进入新的阶段，晚期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对话是这一对话的主要形态。 虽然从表面来看，结构主义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后裔，与马克思主义同样相距甚远，但在事实上，大多数结构主义者早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并对马克思主义了如指掌。比如罗兰·巴特就把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定名为“马克思主义阶段”③，而列维—斯特劳斯则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④。所以，詹姆逊认为结构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的一部分不无道理。但是结构主义者却是在背离自己早年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批判中走向结构主义的。同时，当结构主义风靡欧美学界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要取得发展也不可能再“以意识形态为由而将结构主义拒之门外，这样就等于拒绝把当今语言学中的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因此詹姆逊认为，“对结构主义的真正的批评需要我们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⑤。可以说结构主义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产生的；同时，如果没有对结构主义的吸收和借鉴，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之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与结构主义的对话使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科学化道路，从而与传统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别，表现出新的理论特征。这样，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对话就自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结构主义对萨特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结构主义的吸收与借鉴。 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对话表现在多个方面，从文学理论和美学角度来看，雷蒙·威廉斯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本”和“符号”问题⑥。文本和符号都是结构主义的核心问题，体现了结构主义的理论特征。与符号的联姻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异彩纷呈，而对文本理论的吸纳则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走向科学。对文本内涵的不同理解体现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路向，而在文本问题上的融通则打开了二者对话的广阔天地。文本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因此，就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展开分析不仅有助于理清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关系及其发展脉络，而且对今天的文学理论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结构主义与文本理论 “文本”（text）一词古已有之，并不是结构主义的首创，但却是结构主义者赋予了它新的意义。结构主义者们对文本的理解多有不同，其中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最能代表结构主义对文本的基本理解。对文本问题的研究贯穿于巴特学术研究的始终，而从其文本理论的形成过程也可以看出结构主义与萨特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战后的法国学术界居统治地位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就像每个新英雄的出场总要伴随着旧英雄的牺牲一样，与结构主义在法国学术界的粉墨登场相伴随的正是萨特哲学的边缘化。虽然像巴特和斯特劳斯这样的结构主义者早年都是萨特哲学的信奉者，但恰恰是与萨特的决裂才使其走上结构主义道路。 早年的《写作的零度》是巴特建构文本理论的开端，而这篇文章所针对的正是代表萨特文学思想的《什么是文学？》。萨特在此文中提出了三个问题，即“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和“为谁写作”。这几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对文学（写作）的本质、作家和读者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巴特的文本理论正是对萨特提出的这几个问题的回应。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体现了萨特与巴特，乃至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在文学观念上的联系与差异。 萨特把文学艺术看作一种通往自由的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呼唤人们的自由，以便他们实现并维持人的自由的统治”⑦。但是这种自由不是康德意义上的与现实社会无关的无功利的审美自由，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因此，文学和写作必须“介入”社会生活，成为社会斗争的方式，而不是纯粹的审美对象。对作家来说，“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⑧。“介入”是与作家的写作相伴随的，毫不介入的写作是不可能存在的。作家只要写作，他就已经介入了社会生活，表达了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文学介入的目的是“保卫自由”，写作就是作家实现自由的方式，也是作家特有的战斗方式。笔是作家进行战斗的武器，而当自由写作不能实现的时候，作家就需要拿起真正的武器进行战斗。这种“介入”的写作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写作方式，它要求文学承载实现人类自由的伦理使命，因此文学就成为一种社会斗争的武器。但是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把文学作为党派政治的工具，萨特的“介入”承担的则是超党派的绝对自由的使命。而对于读者来说，自由的实现首先就是阅读的自由。在萨特看来，“阅读是一场自由的梦”。作家为自由而写作，读者为自由而阅读。读者摆脱外界束缚，全身心地投入阅读，进入作家创造的想象世界，感受和体验文学作品的语言中所蕴含的情感和意义世界，让自己的心灵和情感与作家发生共鸣，在内心深处建构一个自由的世界，并为这个世界的实现而奋斗。只有这样，文学的自由才不是抽象的自由，才不至于停留在想象的层面。只有通过读者的自由阅读和介入，文学的自由本质才能够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