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才”是指称主体创作能力结构的重要范畴。以“才”为核心，可以提携起一系列后序范畴如“天才”、“清才”、“奇才”等来探讨主体创作才能的特质，或结合相关的概念、范畴如“气”、“性”、“学”、“力”等讨论主体在创作中的相应作用。可以说，关于“才”范畴的考察研究，对于研究古代创作论体系很有意义。但是，“才”范畴最早并不是出现在文论领域。要考察它的理论品格、内涵和特征，必须将它与传统文化哲学领域中的“才”联系起来作整体考察，尤其是考察作为文化哲学范畴的“才”向文论范畴的“才”汇通、演进的过程，这样才能更深透地理解和更合乎本义地把握“才”范畴的理论内涵，领悟“才”范畴所蕴涵的文化精神。今试对这一演进过程作具体的阐述和分析。 （一） 追溯“才”之本义，有两种说法可供探讨。其一为许慎说。《说文解字》云：“才，草木之初也，从|上贯一，将生枝叶一地也。凡才之属皆从才。”南唐徐锴《说文系传》注曰：“上一初生歧枝也，下一地也，昨哉切。”其甲骨文字形为代表土地的一横上，有草木的茎刚刚萌芽，而其枝叶尚未出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解释道：“草木之初而枝叶备寓焉。生人之初而万善具焉。故人之能曰才，言人之所蕴也”，人之才如草木之枝叶，生长之初，虽未萌芽，但已包蕴。“才”指的是人之初就已蕴涵的资质，即天资，通“材”。 另一说为唐代李阳冰的解释。宋戴侗《六书故》卷二十一云：“才，粗哉切，季曰：斩木支根取其才，以为用也。按李阳冰已有此说：‘在地为木，伐倒为才，象其支根，斩伐之余。凡木阴阳，刚柔、长短、大小、曲直，其才不同而各有所宜，谓之才，其不中用者谓之不才，引之凡人、物之才质皆谓之才。’”按此说，则“才”为“木”之“支根”，可供伐使。 比较而言，许慎对“才”的解释强调了先天的禀赋，出现在先秦典籍中的“才”多是此义。如《礼·中庸》谓“故天生之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孟子·告子上》谓“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材”或“才”都指的是人或事物的天赋、资质。《易·说卦》中更有所谓的“三才”：“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阴阳生变和刚柔相济分别是“天”与“地”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而人则是宇宙间唯一体验仁义道德的智慧生物。将“人”与天、地并列，统称“三才”，这其实是对人之先天潜能的肯定。 因“三才”说的缘故，指称先天禀赋的“才”在先秦时期和“德”有着内在的联系。“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仁义是德性的重要内容和本质规定，是人的本性和使命，也就成为人才的内涵之一，故早期典籍中的“才”多指人的德性。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谓“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宋代学者王应麟以为“古者以德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晋之知伯，齐之盆成括，以才称者，古所谓不才子也。”①《论语》中几处提到“才”的地方也基本上可以以“德”来解。譬如《论语·先进》谓“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论语·泰伯》中“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此外，《孟子·告子上》中“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庄子·盗跖》中“今先生世之才士也”，两句中之“才”也是此义。由德才之义又引申为具有德性之人，如《论语·子路》中“赦小过，举贤才”，《孟子·尽心上》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才”均指才德之士。 也偶有“才”指代别的才干。譬如《管仲》卷八有“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这“才”指的是人的勇力。但一般来讲，除德性之外的才干，古人一般称之为“能”。《尚书·大禹漠》谓“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周礼·天官·大宰》谓“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离骚》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其中“能”均指人的政治才干。有才能之士亦均称“能士”。 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和任官制度的改变，汉代人才观念较之先秦有了很大改变，秉持的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致用思想，这和唐代李阳冰对“才”的解释颇有相近之处。它讨论的是为王道、政治服务的“人臣之才”（刘向《说苑》卷二），其源头虽名归孔子，但实际上和荀子的人才思想有关。《荀子·君道篇》分人才为三种：“愿悫拘绿，计数纤啬，而无敢遗丧，是官人史吏之才也；修饰端正、尊法敬分，而无倾侧之心，守职循业，不敢益损，可传世也，而不可使侵夺，是士大夫官师之材也；知隆礼义之为尊君也，知好士之为美名也，知爱民之为安国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长功也，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也，知无与下争小利之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是卿相辅佐之材。”其“才”中既有德性的规定，也是指一种具体的政治才能。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的观念，《春秋繁露》卷五论“十指”，其中“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一指也”，不仅明确区分了“才”和“能”，而且以为“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则百官序矣”，将德行作为汉代“察举”和“征辟”这两种官吏选拔方式考量的最重要标准。 在“察举”和“征辟”之外，汉代选官还有治学一途。从武帝开始，汉代设立五经博士，研习儒学，儒生可以以经术润饰吏事。因此，精研经术也被认为是一种才能。董仲舒被扬雄《法言》称为“才之邵”，指的就是这种能力。同时，治学之能又与精思、著书相关，王充《论衡》以为“连结篇章，必大才智鸿懿之俊也”，“夫贤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孔子“能推精思，作经百篇，才高卓遹，希有之人也”。此外，思维、创作的特点反映人的才性特点，因此，邹衍作书，“出膏腴之辞”，被认为是“俶傥之才”。虽然治学、精思、著书之能是针对子书来说的，但毕竟与创作有关，意义深远。 （二） 如果说汉代的“才”范畴还保持着德性之名的话，那么汉末魏初的一场人才观念的变革则让这种名不复存在。东汉末年，官吏选拔制度弊端层出。“察举”成为普通民众竞仕趋利的工具，征辟也形同虚设，原来靠征召取仕的士人已经逐渐形成一个清议集团，有自身的出处标准，重在野声名更甚于禄位。至于五经博士，皓首穷经，终以自蔽，根本无益于吏事。更由于军阀割据势力崛起使得忠于私主成为当时能士的行为。事实上，由于儒学的衰微和大一统的破碎，汉末政府的人才选拔已经变成割据军阀之间的人才争夺，德性这种无益于霸道的虚名便被抛弃了。徐干《中论·智行》记载：“或问曰：‘士或明哲穷理，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对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者也。……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于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