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今汉字演化的本质——从物象到词的音义 隶书是汉字形体演化的重大转折点，也是古、今汉字的区别点，这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但是接下来的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即汉字形体演化的本质性因素和演化的内在主因，我们认为仍没有认识清楚。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是现在所知最早的成系统的汉字，但一般认为它不是成熟的文字体系。就能够完整记录语言而言，甲骨文无疑是成熟的，说甲骨文不成熟实际上指的仅是其构形系统，如同一个字形、同一个构件有多种不同写法等。显然，当我们说甲骨文构形系统不成熟的时候，是以后代汉字构形系统的成熟标志为标准下的结论。这是造成甲骨文记词功能成熟和构形系统不成熟矛盾说法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站在甲骨文时代的角度、站在甲骨文系统本身的角度看，甲骨文自有一套自己的成熟系统，这套系统既能完善地记录语言，又有自己成熟的体系，两个成熟是相应的，不应该人为割裂。那么，甲骨文构形系统的成熟与后代汉字构形系统的成熟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认为，在于构形依据的对象，甲骨文构形依据的对象是物象，而后代汉字构形依据的对象是词的音义。古今汉字演化的本质，或者说古今汉字演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字形由表示物象到表示词的音义的转换。物象之于词的音义具有有形与无形、具体与抽象的重大差异，这是推动汉字构形由象形到非象形、由众多图像符号到单一抽象字符发展的根本原因。甲骨文字形基本是物象的反映，反映物象是其唯一的要求。由于物象是具体的、有形的，而非抽象的、无形的，决定了字形的象形性和非单一性。同样是反映山水意象，各个画家笔下的山水画面貌不尽相同，早期字形亦同此理。甲骨文构字成分的绘形及单字整体的构形，因为面对的是有形的客观事物和现象，要形象地描绘它们，使人们观形识物，所以表示同一事物或现象的形体便会各式各样，只要能看出是什么事物，逼真勾勒，随意而定，如甲骨文表示人的形体，或有头或无头，或有脚或无脚，或跪或站，或正面或侧面，不一而足。同是表示与动态有关的意象，或选止，或选彳，或选行，或止、彳同用等。物象的画面性和饱满完整性与字形的线条性和择要性是造成同一物象多种字形的根本原因，所以，是字形表现的对象决定着构形系统的面貌。在字形以物象为表现对象的时代，其构形系统必然呈现象形和一物多形之态，也就是说，象形和一物多形的构形系统状态就是其成熟的状态。而当字形表现的对象由物象转换为词的音义之后，由于词的音义是无形的、抽象的、概括的，相应地也要求字形抽象化、概括化，汉字形体由此走上了去象形化和同一音义、同一音符、同一义符只选用一个字符的道路，当此之时，汉字构形系统成熟的标准已然发生了变化，象形和—物多形等原来合理成熟的系统状态变成了系统不成熟的表现。 总之，汉字形体演化的历史总体上可以战国中后期隶书产生为标志，划分为两大有本质区别的阶段。隶书产生以前，汉字构形依据的对象是物象，字形是物象的映射，故其形体以象形、一物多形为根本，具体创制法是“画”。战国中后期隶书产生，其根本原因是汉字构形依据的对象由物象转换为词的音义。这一转换恰以釜底抽薪，否定了汉字形体象形和—物多形等现象的存在价值，在快速书写等实际需要的触动下，汉字的具体写法由“画”变成了“写”。 二 商代字形基本是物象的反映 商代字形是物象的反映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体字和构件形体不固定，如：
“鬼”字字形下部或从坐人、或从女、或从侧人。“祀”“福”“祝”“祐”四字所从“示”作为构件形体不同。 （二）独体字和构件形体基本为象形，如：
“车”字象车形。“宿”字之构件由人、席子、房子组成，皆象形。 （三）单字构件及数量不固定，如：
“渔”字或从“水”、从“鱼”，或从“鱼”加钓鱼绳，或从“鱼”、从钓鱼绳、从“又（手）”，或从“鱼”、从鱼网、从“又”，或从“鱼”、从鱼网、从二“又”。“御”字或从“彳”、从“止”、从“攴”、从缰绳，或从缰绳、从御者、从“彳”，或从缰绳、从御者。 （四）字形构件位置和方向决定于物象，如：
“得”字形体全部是手心向着“贝”。“祝”字全部是人面向“示”。“伇”字全部是“殳”对着人后。“出”字全部是脚跟对着出口。“各”字全部是脚尖对着出口。 （五）字形结构基本为象形，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