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批评对于翻译实践及学科建构的重要性众所公认，但翻译批评却一直是我国译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十年的《中国翻译》上所发表的大多数译评或囿于正误评判，或限于分析译文成因，而不作明确的价值判断，未能有效发挥其建设性作用，即“促进翻译水平提高及对翻译性质的统一认识”①。笔者认为，“校订式”和“鉴赏式”的译评缺乏学科理论建构性，而“各有千秋”式的译评则回避了其根本职责，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②。虽然目前译学界对此“一定的标准”众说纷纭，但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翻译批评必然涉及对原文接近圆满的解读以及对译文优劣的价值评判。价值哲学认为，在给出了比较完备的限定因素后，人们就有可能对同一事物从同一角度在同样情况下作出同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③因此我们若以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为解读原文的依据与阈限，“对翻译过程中的思维及语际转换的主客观操作理据层面作出可证性的理论阐释”④，就可以在翻译批评中作出合理的价值评价，并建立起相应的经验模块，用以指导翻译实践，促进学科建设。本文拟以“主题与主题倾向关联性融合”为文本解读宏观理论框架，对林语堂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书中《记承天寺夜游》 （以下简称《夜游》）的译文进行评析，以期为翻译批评开拓新的理论视角，促进翻译批评研究的深入开展。 主题与主题倾向关联性语境融合及其理论职能 针对语篇翻译研究的不足及文本解读客观评价体系的欠缺，曾利沙将语篇翻译理论与认知关联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主题与主题倾向关联性融合”的宏观理论框架，⑤指出任何语篇都有向读者呈现的显性或隐性的主题，语篇的词句都是作者带有意图选择的结果。在文本的线性扩展中，主题规约下的认知逻辑导向即为主题倾向，在文本局部则体现为次级主题结构形态。各次级主题之间、语篇的词句与主题及主题倾向之间具有内在认知关联性。正确把握文本主题与主题倾向，形成以主题为中心的认知关联性框架——即关联性语境融合，进而在此框架内考察微观层次词句的主题关联性社会文化语境内涵，是文本解读及语篇翻译中译者选词择义的重要理据，也是这一宏观框架的重要理论职能。关于文本主题与微观词句之间的认知关联性，中国文论中亦可见到类似的随感式论述。钱锺书曾指出清代训诂学者教人依次由字（词）而句而篇而后窥全书之旨的读书法，是片面的。要解读得全面准确，“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fische Zirkel)者是矣”⑥。钱锺书所说的正是主题与主题倾向和微观词句之间的关系， “阐释之循环”，即为在认知关联性框架内交互往复、以求达到正确理解的文本解读。而关联性语境融合宏观框架则起到了理论整合的作用，能更有效发挥实践指导功能。笔者认为，此理论框架的理论职能有二：一是为文本解读或翻译批评提供了主—客观互动的可参性评价体系；二是能指导语篇／文本翻译或翻译批评在认知关联性框架中进行。在翻译过程中，确立主题与主题倾向认知关联性框架，有助于译者明确语篇宏观命题与微观命题之间的关联性，明确以主题倾向为轴心的认知逻辑导向，明确语篇词句的内在关联制约，亦有助于译者自觉考察文本内外各种客观因素，有意识地感知、认定各种潜在的意义生成参数，在翻译过程中正确解读微观层次语句的含义，正确选词择义，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及创造性的同时，避免主观随意性。 这两种理论职能又是密切相关、互相作用的，这在文学翻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如Rose所指出的：“对于文学作品的批评性阅读有赖于具有理论深度与分析倾向的翻译”⑦，文学作品细微的精妙之处往往通过翻译而更清晰地显现出来，因而她竭力倡导通过对照原文与译文甚至多种译文来解读文学作品的“立体式策略”。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确立认知关联性融合，对文本进行从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的解读，使文本解读与翻译成为审美一再现——审美的互动过程，形成“阐释之循环”，有助于译者的理解及翻译“免于偏枯”。如果译者缺乏关联性语境融合意识，就极易造成审美及再现上的粗疏。这在林语堂的译文中有很明显的表现。《夜游》⑧原文及林译⑨如下：
以“主题与主题倾向关联性融合”为理论框架的翻译批评 从文章学的角度来说，主题即文章的意旨，是“文章全部信息所阐发的基本思想或所阐释的中心事项”⑩；从语义特征看，主题是语篇底层宏观命题结构，宏观命题与微观命题之间的关联性必须在认知框架内得到维系。而在受众方面，主题则体现为理解的最终结果，只有当受众在获取种种细节信息之后能够归纳出文本主题及作者的用意时，才达到真正的理解。(11)因此译者必须对语篇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及作者的个性特征进行分析，才能领会作者的意图，正确概括语篇的主题及主题倾向，形成认知关联性框架。 这篇短文是苏轼被贬黄州后期写成的。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下狱，次年二月以犯人身份被贬黄州。朋友替他请得十多亩地，苏轼便在此当起了“东坡居士”，至此夜游之时已近四年。苏轼早已经度过了思想苦闷、情感郁结的阶段，对人生有透彻的了悟，心态超然旷达，平淡老熟。他在黄州与百姓为友，与山水神交，赏风月，讲养生，酿美酒，烹佳肴，过着辛劳清贫却又悠哉游哉的日子，其文学成就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到其文风的转变：“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12) 今人解读此文，多从其描述的中心事项出发，即把文章分为三段：叙事、写景、抒情。笔者认为，文章的基本思想常蕴含在其所记叙的中心事项之中，汉语文章向有“卒章显其志”的传统，《夜游》篇末抒发的感慨，对全文起着统摄作用，是“文章全部信息所阐发的基本思想”；文章三个层次所包含的信息，无不与此基本思想相关，即与宏观命题密切关联：唯有忘怀得失，才会有闲情雅兴，唯有心境闲适，才能欣赏无处不在的自然之美。我们可以根据以上的分析确立主题及主题倾向认知关联性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