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壮接触诱发的语言变异的机制

      一、民族接触与汉、壮语的变迁

      在今广西境内，从秦汉至明清，民族接触类型相对单一，都是地缘性的汉族侵入型接触，接触中的民族除了汉族，还有百越族各支系民族，其中主要是汉族和壮族先民的接触。在语言上，先是古代中原汉语和原始壮侗语的接触，之后是壮族与平话的接触。

      从语言谱系说视角看，原始壮侗语(侗台语)和上古汉语的变迁都是一种自然分化，原始壮侗语分化出台语、侗语等，再从台语分化出壮语、泰语、傣语；上古汉语从原始汉藏语分化出来，再到中古汉语和汉语南方诸方言。但是这种分化的说法掩盖了语言演变的复杂性，现代壮语、傣语等语言中的汉语成分在它们的语言总貌中占较大比重，且来源远不单一，自然分化一说无助于人们去认识它们的演化事实，区域语言学的视角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地区，尤其是桂北地带，因语言接触而形成的系统融合成分交织得很深，难说这些语言属于哪个支脉，如广西五色话就是典型的侗台语和汉语的融合形式(陈其光、张伟1988；罗美珍、邓卫荣1998)

      在史前的岭南地区就可能有语言接触发生。吴安其(2008)从汉藏语、南岛语和南亚语有一些基本词有对应关系来看，认为新石器晚期开始，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与华南地区的其他语言有过接触，栽培稻起源于末次冰期后的华南地区，不同语系中就有相近说法，应是语言接触造成的词的扩散现象：

      其2008)

      古侗台语跟古越语是同一回事，韦庆稳通过《越人拥楫歌》和壮语的比较，发现古越语属于侗台语。郑张尚芳(1997)通过解读古越语文献《勾践维甲令》，认为古越语是今侗台语的祖先。壮语中存在的与上古汉语法平行的某些现象，可反映出古侗台语与汉语的接触，如：

      

      在秦统一岭南后，跟古侗台语接触的汉语先是“雅言”，即秦汉时的汉语通用语，随后才是“古平话”。《论语》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那时官方交往，文人讲学，祭祀活动，都使用雅言，可见雅言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共通语。杨雄《方言》里把方言与天下通语相对，这通语应与雅言接近。秦始皇在岭南用兵，并征发原六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到岭南，也把雅言带到这里。汉代上燮担任交趾郡太守40多年，不少中原文人慕其名前来依附，他们来往于交趾、广信等地，讲学传播中原汉文化，虽籍汉字，但须读出音来，土著在学习汉文化时也是学雅言，久而久之，雅言在越人双语者中必产生变体，这是古平话的前身之一。

      广西的通用汉语应是“古平话”(曾晓渝2004；张均如1982)“古平话”在声调上与原始壮侗语对应。李方桂(1977)根据暹罗碑文(13世纪)推知原始台语应有A、B、C、D四个调，暹罗碑文里的A调无标记，B调辅音上有一竖，C调辅音有一横，D调为塞音尾音节，声调仍没有因清浊而分化，但已有清浊声母的区分。原始台语四个调与上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对应。梁敏、张均如(1996)认为，原始侗台语A调有通音韵尾，B调是-；C调是-h，D调是-p-t-k。吴安其(2002)认为壮傣、侗水语支语言的分化大约在中古隋唐时期，分化时已有声调，理由是壮、傣、侗、水诸语言里上古晚期或中古前期汉语借词调类的一致对应，若它们不是同一共同语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形。由此可知“古平话”是四个调。上古汉语平、上、去、入声调系统大约形成于东汉，那么“古平话”应在此后的两三百间形成，至迟也在唐代形成(曾晓渝2004：72)。

      Zima，Petr(2007)谈到接触的层次时说，人们接触的时空不同，对语言系统的干扰也会产生不同的层次，在接触社会内部，不仅要考虑地理上的距离，也要考虑他们来自哪个不同的社会文化阶层，后者有时更重要。以时间差异来说明接触的层次是不够的，这个时间因素的持续性(continuity)才起决定作用。从汉到唐宋，相近的移民来源，相近的接触环境，几百年间在不同地方形成同一种内部少有差异的方言是绝对可能的，从同的方面看，今广西各地平话或土话，无论桂东、桂北，都有上古汉语的一些特征如帮端两系部分字仍保留“古无轻唇”“古无舌上”等特点，咸合三字仍收-m尾，再如平话虽为广西本土方言，但与广东粤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一种方言因受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移民影响，而不同程度著有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特征，不同时空中的民族接触带来的语言间影响也会留下不同的层次，“‘汉语化’是层叠性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汉语层层渗透于所接触的少数民族语言之中。”(曾晓渝2004：14)而对于汉语接触性方言平话来说，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移民南下，北方汉语对平话的冲击也是层叠性的，平话中既有上古汉语层次、中古汉语层次，又有近、现代汉语层次，汉、壮语接触的实体是平话和壮语南北方言，不同时期的汉语特征正是通过平话而传递到壮语。无论从平话自身，还是从壮语的汉借词，我们都发现有上古汉语的一些特征，其解释的可能性只有两种，一是根据汉、壮民族接触历史，可推测汉代以广信为中心的岭南地区有可能已形成一种接触性方言，这才是古平话，由于不断有北方汉语的冲击，经无数次层叠，上古特征几近被覆盖；二是这种古平话形成于上古晚期，隋唐前后的北方移民汉语中还带有很多的上古汉语特征，再经南宋发生的北方中原人口南迁第二次高峰(由于南宋时北方再次沦陷到外族手中，大批中原人逃至岭南地区，此后再没有类似规模的北方汉人移民)，在古平话中深深留下了中古汉语的痕迹，才有平话与《广韵》中原汉语音系的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