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字句语法意义研究的基本面貌及存在的某些问题 关于“把”字句的语法意义，一直有比较大的争议。①归纳起来，大体有处置说和致使说两种看法。前者由王力(1943)首创，后续者众，且理解差异较大(见下)；后者如薛凤生(1987、1989)、戴浩一(1989)、Sybesma(1992)、叶向阳(1997/2004)、郭锐(2003)、胡文泽(2005)、施春宏(2006a)等，其中以叶文和郭文对“把”字句致使性语义结构的分析最为系统。两者内部的和相互间的主要争论都是围绕处置(disposal)和致使(causative)的内涵和外延而展开的。虽然有的分析明确指出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概括为处置或致使都有失妥当，并进而提出新的概括，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对处置或致使的重新认识，如提出广义处置说(如王还，1957；潘文娱，1978；宋玉柱，1979、1981；马真，1981等)，主观处置说(沈家煊，2002)，语法处置说(刘培玉，2009)，将处置理解为“控制性的致使”(王红旗，2003)等。又如杨素英(1998)认为“把”字句表现某物、某人、某事经历一个完整的变化过程，或者有终结的事件；张伯江(2000)基于构式语法理论将“把”字句“A把BVC”的整体意义概括为“由A作为起因的、针对选定对象B的、以V的方式进行的、使B实现了完全变化C的一种行为”，虽未使用“致使”这一概念，但基本内涵与此相关。即便是近来将“把”看作“把”字句的核心成分的研究(如冯胜利，2002；金立鑫，2002；王红旗，2003；熊仲儒，2004；Ding，2007；席留生，2008等)，也对处置的内涵有所保留。还有将“把”字句的认知结构概括为表达位移图式(张旺熹，2001)，也与此不无关联。由于处置说和致使说这两种情况各有长短，而且认识到“把”字句述语动词前后的句法成分在“把”字句表达中的特殊地位(吕叔湘，1948)，有学者便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乃至“把”字句区分为若干类型，如致态和致果(邵敬敏，1985)，结果类和情态矢量类(崔希亮，1995)，结果类、情态类和动量类(金立鑫，1997)，处置句和使动句(范晓，2001)，有意识“把”字句/处置“把”字句和无意识“把”字句/致使“把”字句(邵敬敏、赵春利，2005)等。②可见这两种认识都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有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 另一方面，也是更具原则性的方面，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就“把”字句而分析“把”字句，即便讨论时对相关句式有所涉及，也主要是作为一种背景关联。这必然带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概括出的“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把”字句的个性特征还是相关句式的共性特征？这个问题一直忽明忽暗地出现于“把”字句语法意义的研究过程中，但一般的认识都是从用例范围来看某个概括是否适合，由此提出另一种概括，而较少展开系统的分析。目前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处置说或致使说以及其他认识，似乎说明的都是“把”字句的语法意义，然而往往所得的概括又非“把”字句所独有。如“阿Q把房子拆了”“阿Q把大门踢坏了”固然有处置或致使等涵义(无论是广义理解还是狭义理解)，然而“阿Q拆了房子”“阿Q踢坏了大门”这样的一般主动宾句，也仍然有这些涵义包含其中。更进一步的是，“房子被阿Q拆了”“大门被阿Q踢坏了”这样的典型“被”字句也同样有这样的涵义在里边。也就是说，处置义或致使义等是某些主动宾、“把”字句、“被”字句等句式系统所共有的语义(共性、通性)，而不单是“把”字句的语义(个性、特性)。这样，就又回到了问题的根本：“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到底是什么？进一步说，这种个性意义和共性意义的关系如何？新的基于事件结构语义学的分析已经注重“把”字句所表达的事件结构向概念结构、语义结构再向句法结构的逐层投射，但也基本上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概括为致使，这同样不是“把”字句的个性而是相关句式的共性。目前的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分析，将“把”字句的语义结构概括为主观处置、表示位移图式等，同样面临着这一难题：这些都是非“把”字句所独有。 这种研究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得到佐证。即在讨论特殊句式的语法意义时，学界较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把”字句上，而对跟“把”字句相关的“被”字句、受事主语句、动词拷贝句等句式的语法意义少有说明。这便容易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抽离于句式语义系统之外。研究某个句式，在一定阶段固然需要将它从句式系统中抽离出来，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句式系统的存在。如果不将“把”字句跟这些相关句式做比较，便很容易将相关句式所共有的语法意义看作是“把”字句所独有，即将共性(通性)看作个性(特性)。 归纳起来，就概括的范围和程度而言，目前无论是处置说还是致使说及其相关认识，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或者将部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视为全体“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即将个性看作共性)，或者将跟“把”字句相关的句式系统的语法意义视为“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即将共性看作个性)。在研究语言现象时，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基于这样的考察，我们认为，要回答“把”字句语法意义的个性和共性的问题，就“把”字句而研究“把”字句是有局限的，最低限度要将“把”字句跟相关句式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结合在一起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形式和意义方面的区别性所在，同时概括出共同性所在。也就是说，根据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任何成分(包括句式、句式的语法形式、句式的语法意义)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关系的体现，而关系是存在于系统之中，因此只有在系统当中才能确定成分的价值。这就是区别性原则。语言系统中任何成分的意义都是一种区别性意义，是一种区别于其他相关语言成分的关系意义。区别性原则是语言系统及语言研究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之一。研究某个对象的性质时不能只说某个对象的“有”，而应该指出此“有”乃其他相关对象所“无”。就“把”字句语法意义的研究而言，实际上需要回答的是：我们是如何抽象出“把”字句的语法意义的？如何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跟一般主动宾句、“被”字句、受事主语句等句式的语法意义区分开来？既然“把”字句的句式意义必须在相关句式系统中进行抽象后才能得到，那么不能有效确立相关句式系统，是不便抽象出“把”字句区别于其他句式的语法意义的，对其他句式的意义也是如此。 为此，本文试图以“互动—派生观”为背景，尝试在特殊句式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互动关系(尤其是论元结构和配位方式的互动关系)中构拟特殊句式的结构化过程，从而构建相关句式系统，并通过不同句法形式之间的推导，在句式群中离析出不同句式之间的区别性意义。本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通过对特定句式系统中相关句式构造过程的分析，来提出本文考察“把”字句及相关句式的一个核心概念“句式群”(construction group)，然后借此先推演出“把”字句可能具有的语法意义，进而通过探讨与“把”字句相关的句式系统中各个句式的语法意义的区别和联系，从而在特定句式系统中来给“把”字句及其相关句式的语法意义做出定位，以此对句式群的语法意义层级做出跨句式的概括。最后指出研究特殊句式形义关系时所蕴含的某些方法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