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① 在讨论“语言”之前，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用这个术语来指什么。它有时用来指人类语言，有时又用来指任何的符号系统，或任何交际、表达的模式。例如当一个人说“蜜蜂的语言”，或“程序语言”，或“星星的语言”等。在这里，我将沿用其第一个意思，即“人类语言”，生物世界里的一种特定对象。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语言研究被称之为“生物语言学”的视角。 在关于语言的诸多谜题之中，有两个是特别突出的：第一，究竟为什么会存在语言？第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语言？ 2 为什么会有语言？ 按照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所达成的普遍共识，上述问题在进化史上出现的时间相当晚近。第一个问题在大约十万年前还没有出现，因为那时根本没有语言。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大约在五万年前得以确定：我们的祖先从非洲出发，长途跋涉，分散到世界各地。就目前所知，语言官能本质上自此一直保持没变，这在这么短暂的时期内并不奇怪。一个来自亚马逊石器时代部落的婴儿，如果被带到波士顿，就其语言功能和其他的认知功能而言，与那些出生在波士顿的，其祖先可以追溯到最早的英国殖民者的儿童没有什么区别，反之亦然。具体日期②不是很清楚，而且对我们也并不重要，但总的图景却大概是准确的。 我们因而关注令人好奇的生物客体：“语言”。它在地球上的出现离现在相当近。它是人类的一种物种属性，是一种共同的天赋才能，在没有严重病理原因的情况下，这种共同天赋没有任何重大差异。就其本质而言，它与有机物世界中其他任何已知的事物不同，自其出现之时起，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它是现代进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阿尔弗莱德·罗素·华莱士所说的“人类智力和道德本质”的一个中心部分：是人类用于创造性想象（通常指语言和符号论）、记录和解读自然现象、复杂社会实践以及类似问题的能力，是一种有时被简单地称为“人的能力”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变得清晰似乎是在相当晚近的时候，在非洲东部的一个小小群体中产生的，而我们都是这个小小群体的后代。它使得现代人与其他动物截然区分开来，这对整个生物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般假设，而且也有理由假设，语言的出现是这个突然的戏剧性转变过程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此外，语言还是人类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能力可以使人在某些方面进行深入学习。我们对“智力和道德本质”的诸多一般原则虽然还不是十分了解，但它们却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毋庸置疑，它们在某些根本方面根植于我们的真正本质中。用大卫·休谟的话来说，它们经由“自然的创造之手”而来到我们中间。这一点虽常遭否定，但在我看来，这些否定并不可信。 从生物语言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从本质上把语言看作一种“身体的器官”，它或多或少与视觉系统、消化系统或免疫系统相似。正如其他器官一样，语言是一个具有足够内部完整性的复杂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有机生命中将语言与那些具有复杂相互作用的其他系统区分开来加以研究是有道理的。就此而言，它是一个认知器官，就像用于计划、解释、反思的系统，或像其他任何别的属于可以被笼统地“称作是心智的”那些方面的系统一样，用十八世纪科学家和哲学家约瑟夫·普瑞斯特里的话来说，这些系统由于某种原因被限制在“大脑的有机组织结构”这一范围之内。他继牛顿的实验论证之后，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自然结论，即世界并非是一部机器，这一点与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种种核心假说相反。这一结论有效地排除了传统的“思维——身体”的问题，因为不再存在一个关于“身体（物质的或物理的）”的清楚一致的概念，这个问题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曾得到过很好的探讨。我们可以认为语言是一种心智器官，这里的术语“心智的”指的不过是世界的某些侧面，我们可以用一种像研究化学、光学、电子或其他学科方面的方法一样，对它们进行研究，以期达到最终的统一：在过去，它常常是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方法实现的，而不一定是通过还原法。 我在此并不打算探究这个问题，但有趣的是，这种后牛顿主义的理解最近被戏剧性地作为新生物学的论题重新发现和讨论：“心智（实际上就是思维）是大脑突现的特性，（虽然）这些特性的突然出现是由那些我们还不理解的原则所引起的”。我这里引用的是神经科学家弗农·蒙卡斯尔概述美国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院为总结上一个千年而进行的“大脑十年”评点活动时所讲的一番话。其他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最近也描述了相似的论题，例如关于新生物学的一种“惊人假设”、思维哲学中“激进”的新思想、“一种关于心智现象完全是自然的，是由大脑的神经生理活动导致的大胆断言”等，他们开启了一扇新颖而富有前景的、抛弃笛卡尔思维——身体二元论等思想的研究之门。从思维——身体的二元论随着关于身体（或物理的、物质的等）的唯一、一致概念的消失而变得不可论证后，所有这些声明用一种同质的话重申了几个世纪前的理论表达。这些事实使我们回想到很多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的事情，思维生活领域也是一样：忘记历史是不明智的。 3 为什么会有不止一种语言？ 正像我在开头提到的那样，关于令人好奇的心智器官语言，出现了两个明显的问题。一个是它究竟为什么会存在；第二是为什么会有不止一种的语言，事实上就是为什么会存在如此众多的状态和多样性，各种语言之间似乎“没有限制地，而且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而不同”，每种语言的研究因此必须以这样一种思路来进行：“没有任何关于一种语言必须是什么样子的事先存在的图式”。这是一个50年前惹人注目的理论语言学家马丁·朱斯在总结占统治地位的“鲍阿斯传统”（像他所合理地称呼的那样）时所做的理论陈述，他将之溯源到现代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弗兰斯·鲍阿斯的作品。作为美国结构语言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奠基性著作，塞林格·哈里斯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被称之为“方法论”，这是因为关于语言，它除了关于将无限差异的各种语言数据削减为有组织的形式之外，似乎没有说什么东西。欧洲结构主义也是一样。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关于音系分析的经典导论在概念上与此相似。简而言之，结构主义研究几乎把焦点完全放在了音系和形态的研究上，尽管在这些领域语言之间看来确实不同，不仅范围广，而且形式复杂，这是一个具有更广泛兴趣的问题，我后面还会回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