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研究当代语言的语音系统和历史语音变化的一门科学，音系学在20世纪初从语言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发展主要经历了线性和非线性描述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包括由Jacbson、Tmbetzkoy等人领军的结构主义音系学派和以Chomsky、Halle为代表的经典生成音系学。后者则随着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家对语言的声、韵、律方面的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成形。采用典型非线性分析的自主音段音系学、CV音系学以及节律音系学都从结构的多层次性、关联的多线性角度解释语音现象，反映了对语言运行机制认识的深化和对传统分析理念的批判。然而，尽管非线性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音系学的主流，它仍然因其针对SPE音系学的组成部分进行的修正而形成与经典生成音系学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被冠名以“后生成音系学”。[1]其中自然音系学就是因倡导对底层音系表达抽象性的限制并开始转向对输出(output)的分析而被归类为后生成音系学，但其核心部分对语音现象描述和解释依然是线性的，适用于SPE的A→B/C-D的单音层派生表达式。这种理论在转型期间所体现出的过渡性或衔接性或许可以作为其成为众多语言实证研究兴趣点的解释。 二、理论框架 经典生成音系学通过规则支配下的表达式转换将包含了音位元素、语素和句法信息的音位表现与语音表现加以严格的区分。但由于缺乏对生成规则的有效限制，人为设置的众多规则使深层表达式变得日益抽象，与表层语音形式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甚至失去与表层形式的对应关系。如生成音系学在深层表达式中将divine中的元音／ai／和divinity中对应的元音／i／归为同一音位，以及用表层表达式中并不存在的／Z／和／D／对应名词复数和动词过去时的曲折形态。 基于对生成音系学因过度抽象而导致的偏离语言实际表达的批判，20世纪70年代初的语言学家提出深层和表层音系表达式要尽量靠拢。[2]放弃深层形式而转向对表层语音呈现的分析和解释的自然音系学正是形成在这一背景之下。 自然音系学的语言行为导向(performance-oriented)因其在认知能力、生理机制及两者关系方面的假设而被用于描述和解释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音位发育状况。换句话说，儿童特定年龄段形成的语音模式既是其发音和感知能力阶段性成熟的表现，也是在认知对象加工过程中形成的自然反应。首先，在这一过程中，音位作为感知模式和发音的目标[3]具有其心理现实性，而不再仅仅是抽象的对立单位或特征矩阵。解释儿童特有的语音模式的过程就是分析其语音心理表象的过程。其次，语音的心理活动取决于受生物遗传因素制约的、先天的“自然过程”。在言语发育的早期阶段，儿童展现出其特有的语言“天赋”，即能够使用更富有区别性的、更简化的和相对更易于获得(acquired)的特征（生理的亦或声学的）或形式替代那些因能力所限而暂时无法掌握的语音内容。儿童在该阶段形成的，区别于成人的语音模式(sound pattern)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语音错误，而是其在目标语(target language)语音体系习得过程中的必经阶段，随着生理结构发展、认知能力的提高和言语输入的积累，他们将逐步“克服”或“抑制”早期形成的模式，并取而代之以目标语的成人语音形式。这一发现构建了自然音系学理论框架的基础。David Stampe在1979年发表的《论自然音系学》中将音位过程概括为“强化”和“弱变”。“强化”放大自然语音的最本质特征，强调其区别性功能；而“弱变”则被理解为儿童掌握目标语语音系统过程中所采用的省力原则，也就是他们用较早习得的较为简单和省力的发音方式和部位来处理较为复杂和费力的发音的倾向。后者因而构成自然音系学理论语音描述、分析的核心部分。通过对英语本族语儿童的研究，Stoel-Gammon更将这一原则具体化为通过简化音节，协调不同语音组合环境下相邻特征的空气动力特征和以更普遍的无标记特征替代有标记特征来降低语音感知与生成认知和生理限制的音系过程，其中主要包括：音节结构过程、同化过程、替代过程、（去）浊化过程。[4]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言语生理机制的成熟，儿童逐步对这些过程加以限制，使其语音体系日益接近成人语音体系，直至完全掌握目标语语音。 国内对普通话儿童语音习得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研究主题集中在对前语言阶段的发音描述和语言习得阶段的发音准确度的调查方面。[5]近期利用自然音系学对汉语普通话儿童语音发育的研究常见于对音位习得顺序的讨论和对不同年龄段儿童错音类型和典型策略的分析。咎飞、刘春玲[6]回顾了儿童语音发展的研究方法，阐述了研究对特殊群体的意义，并试从语音发展顺序和语音错误的表现形式两方面发掘语音获得的规律；李嵬、姜涛等[7]用图片命名和图片描述的方法收集了129名1岁6个月至4岁6个月儿童的口语语料，他们发现儿童较早地掌握了普通话的声调。而在辅音习得方面，辅音韵尾的掌握要早于元音和声母，但汉语语音的同化、删除和系统替换过程因受音节特征影响，主要体现在最晚被完全习得的音节首辅音中；司玉英[5]跟踪记录了自己的女儿在2-5周岁期间的语音习得个案，提出被试掌握目标语语音系统各部分的顺序是调位＞元音音位（舌面音＞卷舌音＞舌尖音）＞辅音音位（韵尾＞声母，塞音＞舌面前的擦音／塞擦音＞鼻音／边音＞舌尖前／后的擦音／塞擦音），声母的错误类型主要为替换、同化、脱落(deletion)、交叉和过渡。而辅音韵尾的错误则可体现为交叉、后移、脱落甚至元音化的形式。此外，替换、同化和脱落也出现在被试两岁半到三岁间的元音产出中。 三、实验方法 本次调查结合语音习得研究的实验方法和非实验方法，旨在通过对一名两周岁十一个月大的儿童言语行为的自然观察和控制性实验，采集其语音模式中辅音音位的发育情况的相关信息，以自然音系学的理论为指导对实验语料加以分析，并在与现有相关研究结论相比较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描写该年龄段儿童习得普通话语音体系常模中典型的辅音音位或音位序列错误形式与语音过程。 在本项研究采用的个案分析中，研究人员对一名2岁11个月大、使用普通话的男童“聪聪”进行了语音测查。语料采集主要由游戏、自由谈话和图片命名(picture naming)三个部分组成。调查在日常的自然生活环境中进行，尽量注意减少陌生和拘束等（如本案被试由父亲陪伴，但陪伴人的影响在实验中受到控制）因素对受试儿童造成的心理干扰，力争客观地反映他的真实语音水平。为了对比和参照的需要，本研究也使用了现有文献所记录的相关语料。 在由看护人共同参加的游戏和自由谈话部分，研究人员除了了解和记录儿童言语发育状况的一般性信息外，还对儿童的家庭环境（包括语言环境）、出生史、病史（家族病史）、受教育史以及身体和心智发育情况进行了最基本的调查，调查结果均未指向可能引发被试语料偏离该年龄段常规典型样本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