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Gainotti(1998)介绍,意大利哲学家Giovanni Battista Vico(1688-1744)最早报道了对一名严重中风患者的观察,这位患者能记住名词但忘记了动词。Vico将患者的特异性损伤归因于动词较大的易碎性(fragility),既然“名词会在头脑中诱发持久的痕迹,而动词指示运动,运动意味着时间和空间上转瞬即逝的片断”(转引自Gainotti 1998∶4)。迄今为止,名动分离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人群中不断被发现,但分离原因仍无定论。Bates等(1991)总结了过去30年左右对名动分离现象有代表性的三种解释,即语义—概念观、语法观和词库观,近年来,不但以上各观点得到推进,连以前被忽略的语音层面也被纳入解释范围。 1.语音观 早期有过相当多的争论,集中在名动差异由语义因素还是语法因素所致,语音层面从未被考虑。Kelly(1992)提出英语动词比名词具有更难加工的语音特征,具体表现在重音模式、停延和音节结构等几个方面。有人据此从语音层面解释了SLI(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特异性语言损伤)儿童在动词及其他功能语素上的困难。Evelyn(1996)调查了一位名叫Travis的6岁特异性语言损伤儿童,Travis在理解和生成语言中,在动词方面均表现出更大的困难。他不仅描述事件上存在困难,而且复述表达简单事件的句子时也存在困难:复述反应只有20%的正确率。他的错误特别表现在位于句子中间的相关项目的发音上,典型的就是动词出现的位置,这样的位置使动词语音不够突显(转引自Black and Chiat 2003∶238): Target:The pig chases the sheepTarget:The cow gives the banana to the horse
也有研究从语音层面说明成人失语症患者的障碍:Black和Byng(1986)调查了6个重度失读症患者后发现,与重音在第一个音节的词(如bargain)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在重音第二个音节的词上(如canteen)更易犯错误。Nickels和Howard(1999)运用词语生成任务,发现12个患者中,有6个表现出词重音效应。在复述重音末位的双音节词时所有患者,都明显更差,并且依赖词重音模式的患者中,有5个错误模式存在差异(Nickels 1997)。 Black和Chiat(2000)还指出,Berndt和Mitchum等(1997)发现被试朗读抽象名词和动词有明显差异,但其所用的12个动词中,有7个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而12个名词只有3个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因此,其实验结果可从语音层面重新解释。 语音观的提出打开了解释名动问题的新窗口,但是,首先其普遍性很难得到保证,根据语音观,既然汉语动词可以出现在句首和句尾,也可单独成句,那么动词损伤就不应成为汉语失语症患者的典型症状,但这并非事实。其次,语音观支持习得的匹配理论(Chiat 2001),这种理论认为,习得某种语言就蕴含了要学会匹配这种特定语言的形式和意义。所以,深入的语音观必定要考虑意义问题,单纯的语音解释不可能走得太远。 2.语义—概念观 语义—概念观就是用物体—动作之间的区别来说明语法类别障碍。通过对患者的观察发现:动词障碍似乎是与运动激活相邻的脑区受损所致,而名词障碍则是与感觉加工和物体其他语义特征加工联系的脑区受损所致。换言之,运动皮层参与了动作激活,而感觉皮层在物体意义加工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Druks和Shallice(1996)报道了一名患者,当动作在他跟前做出来,或动作由他自己做出来而非呈现图片时,其动作命名有相当的改善。Pulvermiiller等(1999)采用词汇判断任务发现,名动在广泛的皮层区域上存在ERP差异,名词加工更多涉及视觉皮层,而动作动词更多涉及运动皮层、前运动皮层和前额区。 在可能形成物体和动作不同神经表征的具体语义维度中,讨论较多的是可想像性和感觉/功能特征。 2.1可想像性解释 Bird和Howard等(2000∶304)提到:“……当考虑动词和名词之间可想像性(imageability)方面的差异时,真正的‘动词障碍’就不存在了。”可想像性指词产生心理形象的难易度,它和具体性直接相关,但不完全一样。可想像性高的项目往往更具体,可想像性低的项目往往更加抽象。 Bird等的系列研究强有力地证明了可想像性解释。Bird和Lambon等(2000)利用同形近义的名词和动词,如the crack-to crack,证明动词的可想像性比名词的可想像性低。Bird、Howard等(2000)将6个失语症患者分成两组,一组动词损伤,他们在图片命名任务中表现出动词产生上的更大困难,但在其他任务,如定义任务中没有表现出动词的特殊障碍;另一组动词保留,其中的三个患者要么具有动词优势,要么没有显示词类效应。结果表明,当可想像性匹配后,两组患者在命名实验中并未表现出名动类别效应,这说明,此前的名动差异是可想像性作用的结果。Bird等(2003)再次证明了这一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