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的发展，有着两条并行不悖而又互相影响的线索：一条是文言的线索，一条是白话的线索。白话的本质就是口语，其重心就是口语性词汇，也叫做“俗语词”，是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最活跃、最值得考察的部分。这两条线索有着共同的源头，又有着共同的归宿，但是中间漫长的历史却犹如长江、黄河，宽窄缓急，迂回曲折，变化多端。与此相仿，文字的发展则有正字、俗字两条线索，语音的发展则有雅音、俗音两条线索，语法、修辞和标点符号系统也都各有两条线索。有鉴于此，我们的汉语研究，不仅要有“语言学”，还应该有“俗语言学”。本文的撰写，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粗浅而又十分重要的理论认识之上的。 敦煌文献是公元300年至1000年之间约700年连续不断的珍秘出土文献，总数近6000个编号，其中约90%是民间佛教、道教和世俗汉文文献，每一件都是汉语俗字、俗音、俗语词等方面研究的极好材料。正因为如此，利用敦煌文献来建立一门“敦煌俗语言学”，则是非常合适而有必要的。 一、敦煌俗字学 （一）敦煌俗字的定义 汉语俗字是汉字史上各个时期流行于各社会阶层的不规范的异体字。① 在这个定义中，我加上了“汉字史上各个时期”的限定语，因为俗字实际上在甲骨文、金文中已经出现②，一直到现在还在广泛流行③，这中间可以说几乎没有绝迹过④；我还加了“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限定语，这是因为俗字实际上不仅普通老百姓在使用，而且官吏、文人、书法家等具有高层文化修养的人也都在使用⑤，根本已经无法用“民间”、“俗间”之类的狭窄范围来框定了。俗字在本质上是一种异体字，只是异体字中的一部分。有的字古人注曰“竝正”⑥，说明异体字中也有被定为正字的，不完全是俗字，这样我们便有必要在“异体字”前加上“不规范”的限定语。这个定义我在1993年作出之后，一直到现在，十多年中我都在关注是否需要修订，然而我觉得我的定义是正确的，应该加以坚持和推广应用。“汉语俗字”的定义既已明了，那么“敦煌俗字”的定义也就容易下了： 敦煌俗字就是敦煌出土文献所见历代不规范异体字。⑦ 首先，敦煌俗字的数据来源和范围应该有明确的限定。我的《敦煌俗字典》以收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写本文献异体俗字为主，所见材料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所藏敦煌文献和中国北京、天津、上海、甘肃、杭州等地所藏敦煌文献，甘肃藏卷还包括1944年常书鸿等先生在莫高窟土地庙塑像内剥离出来的全部敦煌文献。敦煌汉简可以作为斟酌使用的材料。吐鲁番、黑水城、楼兰等地出土文献，虽然时代相近，区域也同属西北，但是毕竟只能算是敦煌的外围，其出土文献只宜作参考而已。至于敦煌莫高窟殿前遗址发掘出来的西夏、元代文献，由于时代较晚，数量有限，内容主要是佛经残卷，而且没有完整刊布，所以没有列在本字典采摭范围之内。至于非出土文物文献，虽然属于敦煌地方文献，例如明清传世的刻本或写本，其中当然也会有许多俗字，但是那些都不在我们所说的“敦煌俗字”的材料范围内。 敦煌俗字的产生时代，由于材料来源的比较确定，所以也就不难判断。莫高窟所出土的敦煌文献，根据其实际书写时代来说，早的有西晋的，较早而量大的则是北魏时期的。最多的要算唐代和五代时期的了，可以排比出详细的年代表。最晚的是北宋初年“咸平五年（1002年）”或稍后不久，因为俄罗斯藏卷Φ32A有一个题记说：“施主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汜氏同发信心，命当府匠人，编造帙子及添写卷轴，人报恩寺藏讫。维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而这个题记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晚的，估计其后不久藏经洞就被永久封堵了。敦煌俗字的时代总体上可分为“隶书时代”与“楷书时代”两大段。写成隶书、章草的，属于“隶书时代”；写成楷书、行书、今草的，属于“楷书时代”。自从隋代标准楷书流行以后，隶书很快就变成后人偶一为之的美术体了，不再具有昔日伸手必书的地位。 （二）敦煌俗字的类型 敦煌俗字种类繁多，迄今未有概括周备者。⑧尤其是敦煌俗字来源不同，构造复杂，难以在一个互不交叉的理论体系中囊括各种不同的类型。俗字生成的根本原则，不是笔画的多少，而是书写便捷与否。我把俗字归纳为10类41种。这个概括我在《敦煌俗字典》前言中已经作出，此处尽量从简。 1.类化俗字 类化俗字是由于受上下、左右、内外等处参照字符的心理暗示而致使部件趋同的和由于分类学的应用而同化部首的俗字。 涉上类化俗字是由于受到上文影响而类化的俗字。例如S.2832《愿文等范本·亡夫》：“闱念以孤鸾独处，林（临）镜匣而增悲；别鹤分飞，睹琴声而气尽。”“匣”字原卷作“
”，涉上“镜”字从“金”而亦类化从“金”。 涉下类化俗字是由于受到下文影响而类化的俗字。例如《敦煌变文校注·叶净能诗》：“高力士等面奉进止，当时排比装束。”（第338页）“排比装束”原卷作“排枇
束”，“枇”字涉上“棑”字从“木”旁而类化，故亦从“木”旁；“
”字涉下“束”而类化，故不从“衣”而从“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