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方言变成了“国语”。刘进才在诠释安德森(B.Anderson)关于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与国语形成关系的论述时说：“在欧洲各民族语言发展的现代谱系中，各个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的诞生是以挣脱古老的神圣语言——拉丁文、希腊文或希伯来文逐渐向地域方言靠拢，通过现代印刷语言从而建立起各方言区域的书面语言。”刘进才还指出：“对于晚清以降的中国而言，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印刷语言的产生和欧洲并不相同。”[1]13-14 中国与欧洲各国的情况不同，尤其是在印刷语言方面不可等同而视的意见是正确的①。但有一点则与欧洲完全相同，即东亚各国所面临的也不仅仅是各自的语言问题，而是地域性的俗语方言如何演进为各自的“国语”这一共同性的课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问题意识扩大到语言近代化的层面②。语言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语言的变化不仅是词语的增加和表达形式（常常被说成语法）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意义，即作为国家、民族、自我三个层面认同的核心装置，语言使用者获得了“国语”这一意识形态。因此，可以说近代以降东亚各语言的变化，其重要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描述东亚语言的近代演化过程时，东西方以及东亚域内的语言接触及其互动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作为表意（或称为音节、语素）文字的汉字没有欧亚其他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所具有的那种宗教神圣性，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跨语言系统的书写符号体系。汉字为东亚各国提供了古典文本和语言的记录手段，形成了被称为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共同体。对于汉字文化圈而言，汉字使书面表达成为可能的同时，汉字记录的古典文本所体现的规范性又严重束缚了表达的自由。因此，域内各“国语”的形成必须经过一个去“汉文”的过程。尽管议论百出，甚至多项改革被付诸实施，但汉字的地位并没有被撼动③。非但如此，汉字文化圈正是依靠古老的汉字才完成了西方近代新知识体系的容受。现在，即使在那些不再使用汉字国家的“国语”里，大量的汉音词也依然占据着书面语言的主要部分。 在进入20世纪之前，汉文发挥了汉字文化圈书面共同语(lingua franca)的作用。与之相比，日语在商业活动、古典的传承、新知识的容受等所有方面都不能说是重要的语言。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语率先完成了向近代国语的转变，开始与西方文明连在一起，成为传递近代新知识的载体。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地区发现通过日语可以短时间内接受西方的新知识，日语历史上首次成为非母语使用者的学习对象，与汉文对换了角色，从“方言”演进成东亚的强势语言。日语的变化可以说是江户时期以来接受西方新知识的结果，而在这一过程中汉字新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语言接受外来新概念，大凡有两种方法，即“译”与“借”④。“译者逐也”，即使用自语言中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将源语言中的概念移入到自语言中来。其译法有二：用既有的语词“移译”；新造译词对译。如果新造的译词是复合词还可以分为直译、意译和混合译⑤；如果是单纯词则有造字为新词的方法⑥。直译法，或称语素翻译法（亦称“摹借法”、“仿译法”），即先将源词分解成意义单位——语素，然后在目的语言中找出与之对应的语素，再将这些语素结合成一个复合词。源语言和目的语言的可分解性及造词者的分解能力等都将对新词创制产生影响。意译则要求译者对源词的意义用法融会贯通，以便在目的语中造出一个具有最大近似值的新成分。造新字为译词，即利用汉字的构成部件（偏旁部首）创造新字，这是非汉字语言所不存在的方法。汉字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不断孳乳繁衍的开放的系统，历史上，创制新的汉字一直是应对概念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这是造字为译词的语言、心理及文字学上的基础。近代以降，日本的兰学家和来华传教士都使用汉字翻译西方的新概念，这就必须经过由“字”到“词”的过程。同样是非母语使用者，两者在方法论上有何不同之处？兰学家们认为用中国的古典词移译外语才是正途，必须字字（包括复合词）有出处；在寻求古典词而不得的情况下则多用摹借法造复合词，造字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断不可随意为之。相反，来华传教士则热衷于创造新汉字作译词。本文通过分析两者的不同实践及其结果，考察汉字在容受西方新概念时的可能性与局限性⑦。 二、从“机里尔”到“腺” 日本兰学家杉田玄白在《解体新书》的凡例中写道：“又如呼曰机里尔者，无语可当，无义可解，则译曰机里尔直译是也。”[2]5上其中的“直译”即音译。杉田采用音译词“机里尔”的理由是“无语可当，无义可解”。“无语可当”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医学里无此概念，故没有表达这一概念的词语。而“无义可解”的“义”似可作两种理解：一是理据义，即原词成立之理由；二是概念义，即该词所指称的器官及其功能等辞典上的意义。一个词不能没有概念义，但并不是所有的词都有理据义（根据语言形式与内容关系任意性的原则，单纯词都被认为没有理据）。由于外语或解剖学方面知识的限制，《解体新书》的译者对“机里尔”的两种“义”似都有不解之处。译者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去生造译词，而是采用了音译词。这一方面体现了译者的科学态度，同时也表明“直译”（即音译）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但在《重订解体新书》（1798年成，1826年刊，以下简称《重订》）的“旧刻凡例”中，尽管举例仍是表示“腺”的音译词，但是音译的原因改为“无名可充，义可取”。这里的“义”只能理解为概念义。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兰学家已经对“腺”有了全面的认识，只是一时还没有找到适当的译词⑧。然而在《重订》的正文中，大槻玄泽首次使用了新造的意译词“滤胞”，并作了如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