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的起源与古代汉语的语言学意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姚振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语文研究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人类语言的共性支持人类“非洲单一起源说”。人类语言最初的表达就是“指称—陈述”的分化。从语法的角度看也就是本体名词和实义动词的分化。人类最初的表达形式(指称—陈述)、思维形式(本体—属性)和逻辑形式(主词—谓词)是高度一致、三位一体的。因此,根据人类基本的思维形式和逻辑形式,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是一种只有本体名词和相应的实义动词的语言。其他语法成分都是后起的。古代汉语是一种较为接近人类语言初期状态的语言。它的基本语法形式与人类的基本思维形式是高度一致的。相对于迄今为止建立在以印欧语为主要事实基础的、以“分”为主要特点的语法学,我们似可建立一种以古代汉语为主要事实基础、以“合”为主要特点的语法学。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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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科学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原理上的简洁性,这是指科学理论的简单形式与其深广内涵的统一。也就是说,要从尽可能少的假设或公理出发,概括尽可能多的经验事实。例如,物理学上,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关系式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微观、宏观、宇观无数质能变化的规律,但形式却十分简洁。再如化学中的元素周期律,生物学中的基因学说,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和商品交换等等,所有这些,无不具有形式简洁而内涵深广的特点,具有强烈的审美价值。

      那么,语言学呢?语言学中是否存在一个以至简驭至繁的公理?如果有,它是怎样的?好像不太有人探究这个。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 人类起源的单源性与人类语言的单源性

      当今人类的语言复杂多样,要想探讨语言中的至简公理,恐怕最好是看看人类语言的初期状态。因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事物的初期总是简单的,但这简单之中却蕴含着即将发展出来的复杂现象的一切因素。人类在思考语言问题之初,就开始了语言起源的思考。然而,这种思考的成效及命运,却一直不佳。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甚至发表通告,禁止在学术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有关期刊也不再发表此类论文。就是在今天,主流的看法依然认为“某些学者在谱系分类的基础上,企图重建‘人类共同的语言形式’(有的学者称作‘化石语言’),以此来证明世界诸语言同出一源的假说。这种构拟建立在层层假设之上,多半是无法验证的”。[9]

      语言起源研究的这种命运并不奇怪。长期以来,人们根据世界各地均有古人类化石发现这一事实,认为人类是由多地区起源、进化而来的。这种学说认为人类共同的祖先,是二三百万年前的非洲猿人。面对这种情况,以现有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无论是谱系分类法,还是类型比较法,抑或语言的内部构拟法,要想重建人类的原始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漫长的时间和广袤的空间内,人类语言所经历的情况完全无法知道,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也。[2,8]

      然而,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深入,古人类学研究发生了重大的革命性的变化。科学家们广泛比较现代人类各个个体之间线粒体基因序列的差异,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亲缘关系,然后根据基因的突变率,计算出这些个体的共同祖先生活在什么时候。用这样的方法,科学家们得出结论,现代人类是来自同一地区、同一时代、同一种类,甚至可以涉及到某一个体,即所谓的“夏娃”和“亚当”。这就是大约十万年前生活在东部非洲的晚期智人。大约五六万年前,这种人来到欧亚大陆,取代了原来生活在那里的原始人类,成为现代人类的唯一祖先。这就是现代人类的“非洲单一起源说”。[21]最近,以色列和美国科学家发表于《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的一份遗传研究报告表明,大约7万年前,人类祖先曾经只有2千人左右。[20]

      对于“多地区起源说”和“非洲单一起源说”这两种假说,近些年在人类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类学家在全面权衡各种依据后,较倾向于“非洲单一起源说”,于是这种学说逐渐占据了上风。[21,50]

      人类起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甚至可以推测人类语言的起源时间。王士元说:“令人鼓舞的是,分子基因学开始指出,哪些基因学上的事件与语言的产生有高度相关。最近《科学》杂志上的两篇文章,就把两件这样的事追溯到距今37000与58000年前。”[27]

      李讷从古人类解剖学和古人类考古学角度关于语言产生时间的推测也与上述分子基因学关于语言起源时间的推算不谋而合。[11]

      显然,人类发展史上,发生在4-6万年前①的人口首次激增、艺术大爆炸、工具的爆炸性发展以及穿越横亘于亚洲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激流深海等飞跃性事件,与大约发生于同一时段的语言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语言学研究从来是支持人类单一起源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Baron von Wilhelmvon Humboldt)早就指出:“语言实际上只有一种,也只有这种语言才是人类语言,它在世界上无数具体语言中得到了不同的显示(sich of fenbart)。”[36]96J.G.赫尔德也说:“假如人类是一群群民族动物(Nationaltiere),每个群体都在隔绝和独立于其他群体的情况下发明了自己的语言,那么,人类语言的差异想必会像土星人与我们地球人在语言上的差异一样巨大。”[10]105事实上,从“普遍唯理语法”到“转换生成语法”,都是以人类语言的内在统一性为其理论基础的。

      对于人类进化来说,5-6万年是个什么概念?韦尔斯(Spencer wells)说:“对生活在当下的人来说,6万年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但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人类进化的领域谈论时间。考古发现的化石表明,猿出现在230万年前,这是一个我们的想象力无法企及的遥远过去。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形象的叙述,从中对进化的时间产生具体的概念:在新年的第一天,猿出现了;到10月底,出现了最早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猿人,到12月初即距今200万年,直立人离开了非洲;直到12月28日,还没有出现现代人;而到新年之夜,他们还没有离开非洲!人类仿佛是进化的雷达刚刚在地球上搜寻到的一个微弱的点,他们将走出非洲,开始对这个世界的征服之旅。”[21]74-75

      二 “指称—陈述”的分化与人类语言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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