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指性量词“枚／个”的兴替及其动因

      量词丰富是汉藏语系的一大特色，特别是汉语中量词丰富，用法灵活。但量词不是一个先在的语法范畴，而是由其它词类语法化而来的，原词类的语义特征往往滞留在量词中，影响着它同名词、动词之间的双向选择。而泛指性量词是量词体系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其原有的语义特征几乎消失殆尽，适用范围极广。纵观汉语量词史，真正的泛指性量词只有“枚／个”两个，这是由其语义基础所决定的。

      对于量词“个”的历时发展，吕叔湘先生首先考察了其近代汉语的发展情况，[1][p145]洪诚先生继之考察了其语源及唐以前的发展，[2][p139]王绍新则考察了唐代的应用。[3][p98]对于量词“枚”，张万起对其产生和历时演变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4][p208]但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言：“用‘个’字称数物件，汉末已有，它的应用范围如何，现在已难于详究。”[1][p147]限于传世文献材料的研究，对于二者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兴替的具体情况还没有更细致的论述，对于二者产生与兴替的动因更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①而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同时资料”。我们借鉴前人及时贤研究成果，将泛指性量词置于甲金、简帛、吐鲁番及敦煌出土文书和传世文献的视野下，进行了尽可能的综合性全面考察：

      1.从泛指性量词“枚／个”的历时发展看，二者产生伊始就是泛指的，并不存在从专指到泛指的发展过程。

      2.量词“枚”源于其“算筹”义，而非其本义“树干”。用作量词始见于汉初，无论有生、无生之物都可称量，使用频率很高，故其成熟时代不是刘世儒、张万起诸先生提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应是汉代。“枚”在汉初迅速扩张的动因在于语言对量词的需求与量词发展滞后的矛盾，但它在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失去了范畴化等功能，因此在唐至五代量词系统成熟时完成其使命而基本退出舞台。

      3.“个”本是“介”的变体，产生于先秦，源于其“单独”义，适用范围亦很广；“個”产生于汉代，是其后起字；“箇”源于“竹枚”义，产生不晚于汉初；魏晋时期三者合流，最后书作“个”。汉魏时期语义滞留原则决定了“个”在和“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唐以后随着旧质的“枚”的紧缩，为适应语言中对泛指量词的需要，“个”迅速成为唯一的泛指量词。

      4.“枚／个”作为泛指量词的时代是互补的，以唐为界。二者兴替的动因在于量词分工的发展和人们对泛指性量词需要之间的矛盾：随着量词系统的发展，分工的细密，为解决量词短缺而兴起的“枚”迅速收缩；但量词分工的过度细密，造成了人们记忆的负担，语言中仍然有对泛指量词的需要，于是在词汇更新机制的作用下，“个”迅速成长为新的泛指量词。作为泛指量词兴起动因的不同决定了“个”与“枚”不同的发展趋势，既不会像“枚”一样日趋收缩，也不会彻底取代其他量词。语言表达明晰性和趋简性的矛盾决定了量词丰富多彩与“个化”的对立统一。

      一 量词“枚”的语源与历时发展

      关于量词“枚”产生的时代，孙锡信[5][p280]、陈绂[6][p34]、王绍新[3][99]等认为先秦已见的观点还可商榷。从传世先秦文献看，仅《墨子》有8例，但王力先生指出：“（这些篇目）非墨子所作，当系后人所伪托。”[7][p35]李建平考察了出土先秦文献，仅1见，书作“坆”：[8][p46]

      (1)《仰天湖楚简·遣策》15：“一坆韦之。”

      饶宗颐先生认为：“坆通枚。……一坆殆指一枚。”[9]但该简文字多无法辨识，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如果量词“枚”在先秦已产生，作为适应能力如此强的量词，不可能仅见于《墨子》，且又仅见于存疑的篇目中；反之，如果从汉初量词“枚”的广泛应用看，恰恰说明这些篇目的成书当在汉初。

      量词“枚”产生于汉代是没有疑问的，但两汉400多年，似嫌过于宽泛。张万起据《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量词的广泛应用推断：“汉代中期量词‘枚’用法已相当丰富，决不是处在产生的初期阶段，它的产生时间当远在汉初或更早一些。”[4][p210]我们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综合考察，可以确定其产生的具体时代就是在西汉初年。

      从传世西汉文献看，量词“枚”的使用频率仍然不高，我们考察了成书于西汉的《史记》、《春秋繁露》、《淮南子》、《说苑》、《新书》、《新序》、《盐铁论》、《法言》、《新语》9种文献，其中量词“枚”仅6例：②

      (2)《史记·货殖列传》：“木器髹者千枚。”

      (3)又，《扁鹊仓公列传》：“即饮以消石一齐，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4)又，《龟策列传》：“神龟出于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

      (5)又，《田敬仲完世家》：“若寡人之小国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无宝乎？”

      (6)《太平御览》卷五百引《新序》：“昌邑王治侧铸冠十枚，以冠赐师友儒者。”

      (7)又，卷七百十引《新序》：“昌邑王征为天子，到营阳，置积竹刺杖二枚。”

      传世东汉文献用例仍不多见，《论衡》中仅有2例；到写定于东汉末的《东观汉纪》中用例方始稍多，也仅9例；此不赘列。

      但是，同时代的简帛文献中量词“枚”却已非常常见，写成于文帝至景帝时期的《凤凰山167号墓汉简·遣策》中即有37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