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的推进

      对于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所起到的推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描述当代各种翻译理论时，爱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承认，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之前的各种理论大都围绕对应性(equivalence)问题进行讨论，在文化上并无甚突破；而在提到解构主义的冲击时，他指出：“然而，解构主义者则激进地重新划定了一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翻译理论。”①在根茨勒看来，“解构主义者不仅提出了挑战以上所讨论的所有理论中人们普遍关注的基本概念的问题，而且还质疑了提出这些问题的行为的本质……解构主义者甚至走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指出，也许是翻译文本在写我们，而非我们在写这些翻译文本(perhaps the translated text writes us and not we the translated texts)”。②德里达对翻译的一些虽不成体系但却充满深刻洞见的思想，无疑是当代翻译理论的宝贵遗产。但是我们一般在讨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时，总是从海德格尔谈起，经过本雅明这个最重要的中介，最后在德里达那里达到巅峰。后来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主要从这后两位大师级的思想家那里获得启迪进而发展的。由于海德格尔的阐释学理论主要在语言和哲学理论上影响了德里达，③但并不直接影响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本文主要从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开始，重点讨论德里达对当代文化翻译和翻译研究所作出的理论贡献。

      本雅明：解构主义翻译的先驱者

      毫无疑问，解构主义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国思想家和文艺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理论，因此将本雅明视为解构主义翻译及其研究的先驱者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本雅明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零散地表达了他对文学翻译的看法，但他专门讨论翻译的文章主要体现于他的那些译者前言中，尤其集中体现在他那篇广为人们引证和讨论的《译者的任务》中。实际上，正是这篇充满睿智和深刻洞见的文章以及他在此前后的一系列文学作品的翻译，奠定了他作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先驱者和精神领袖的地位。

      本雅明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生前曾翻译了许多著名的法国文学作品，尤其是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这两位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这两位法国作家一位主要是诗人，另一位则是小说家；一位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思想，另一位则是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开创者之一，其风格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法国乃至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因此本雅明的翻译理论正是从他的诗歌和小说翻译实践中获得直接经验进而抽象为理论的，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启迪意义，而且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译者的任务》(Die Aufgabe des bersetzers)作为波德莱尔诗歌集《巴黎风景》的译者前言写于1923年，后收入他死后出版的论文集《阐释集》(Illuminationen，1961)，主要是讨论文学翻译问题的。本雅明首先消解了原作者与翻译者之间的等级差异。他认为，历史上的伟大作家都是卓越的翻译家，波德莱尔也是这样，“本雅明之翻译波德莱尔的尝试，主要是源于波德莱尔唤醒了他的审美意识，本雅明一生不仅把波德莱尔视为诗人和翻译家，而且，还有许多理由使他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对他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无论在文学品位方面，还是在审美鉴赏方面，实际上是他作为作家在各个层面上影响了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项翻译任务也是他摆脱一个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有极大影响的人的行动”。④尽管在本雅明翻译波德莱尔诗集之前，德语世界已经出版了不少同类的译本，但本雅明对现代主义诗论的独特理解和在翻译中的忠实转达则使得波德莱尔在德语世界有了更多的知音。

      既然这篇文章以讨论译者的任务为主，那就必然涉及翻译与原作的关系，这正是本雅明首先要讨论的问题。他问道：“翻译是为那些不懂得原文的读者而产生的吗？这似乎可用来充分地解释艺术领域内存在的等级差异……然而，任何试图发挥其传达功能的翻译都至多只能算是传达了一些信息，因而也只能是一些非本质的东西。这显然是拙劣的翻译的标志。”⑤那么什么才算是好的翻译呢？他认为，与原作相比，翻译是一种形式，但我们却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要将其理解为一种形式，我们就得回溯到原作那里，因为原作包含着掌控翻译的法则：可译性。一部作品是否可译这个问题带有双重意思。或者是说，在整个读者群里能找到适当的译者吗？或者更为中肯地说，这部作品的性质是否适合翻译，以及从形式的意义来看，它需要翻译吗？原则上，第一个问题只能在偶然的意义上判定，而第二个问题才完全可以从逻辑上决定。”⑥也就是说，能否在众多的读者中找到适当的译者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因素，而其文本内部所固有的本质特征才是决定一部作品是否适合翻译，也即是否能够产生出与原作相当甚至高于原作的译作。有些作品是特定语言文化背景中的特定产物，它只能在那种语言文化背景中被人们诵读、理解和欣赏，一旦译成另一种语言，这些作品不是本身变形就是有可能成为另一些具有同等价值的作品。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可以找到。

      本雅明在探讨可译性问题的同时，直截了当地指出：

      可译性是某些作品的本质特征，但这并不是说对于正在被翻译的作品本身是本质的。它意味着内在于原作中的某种特定的含义在可译性中得以自我展示。显然，任何译作不管多么优秀，较之原作都不具有任何意义。然而，它确实由于原作本身的可译性而接近原作；事实上，这种关联更加紧密，因为它不再对原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将它叫做一种自然的关联，或更具体地说，一种至关重要的关联。正如生命的各种形式与生命现象本身紧密关联而对生命并没有什么意义一样，译作虽来源于原作，但它与其说来自原作的生命，倒不如说来自其来世的生命。因为译作往往比原作迟到，又由于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在其诞生之时都没有发现适当的译者，因此它们的翻译就标志着它们的生命得以持续的阶段。⑦

      显然，本雅明在这里强调了翻译对于延续原作生命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并不强调译作对原作的语言文字上的忠实，因为这种浮于表面的忠实充其量只能传达出原作中的一些信息，而不能达到更高的艺术创造的境界。文学作品的翻译首先应考虑文学的质量，而要再现原作的文学品味则是拙劣的译者不可能办到的。因此在本雅明看来，正是那些优秀的译者通过自己无与伦比的翻译才使得已经死亡的原作有了“来世的生命”。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强调了译者的重要作用，同时也预示了多年后崛起于德语文学理论界的接受美学的思想。同样，在接受美学那里，一部作品的作者并不能完成该作品的全部创造性工作，作者一旦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他就无法再对该作品发挥任何影响了。如果这部作品不经过读者—阐释者的阅读，它的意义也许就此终结了。只有被读者阅读和接受，它的内在意义才有可能被读者—阐释者发掘出来，这样它的创造性过程才能得以完成。毫无疑问，翻译是介于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阅读和阐释，优秀的译者首先是一位读者—阐释者，他必定在深刻理解原作的基础上才能下笔翻译，而正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原作的内在意义与译者产生了某种共鸣或互动，最终产生出了译作。应该承认，本雅明对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作品的翻译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多年后美国解构主义理论家保罗·德曼在对本雅明的翻译思想进行阐释时，进一步发挥了这一点。既然翻译是一种形式，那么它的价值就不能等同于艺术作品本身。但本雅明在这里强调指出：“尽管翻译不同于艺术，不能声称其产品具有永恒性，但它的目标却无可置疑地是一切语言创造的终极、具有包容性和决定性的阶段。在翻译中，原作似乎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级、更纯洁的语言氛围。当然，它不能永远地生活在那里，它也肯定不能在整体上达到那一境地。”⑧也就是说，原作通过翻译，其未能显示出的内在价值得到了尽可能充分的彰显，其未完成的部分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了完成，当然，对原作的一次翻译不可能穷尽其内在的价值，但至少在某个方面会接近于那一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后来的译者的重新翻译则会使得新的译作距离原作的内在精神更加接近。显然，这一开放的观点对德里达等后来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