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不少翻译教师基于自己的教学实践对翻译教学改革进行了大胆探索，产生了多种具有新意的翻译教学模式，如王宇(2003)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翻译教学模式”，文军(2004a)的“以发展翻译能力为中心的课程模式”，伍小君(2007)的“‘交互式’翻译教学模式”，苗菊(2007)的“过程教学法”等。这些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可操作性强，但它们也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突出表现为对学生翻译能力的定位不够明确，尤其是对学生翻译能力培养的具体落脚点未具体阐明。在翻译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学生翻译时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过于关注语言表达，而对于每次翻译是否需要确定具体翻译目标以及这一目标在翻译过程中的实现程度却很少关心。学生总是只有对照了参考译文或在老师批改了译文后才知道自己翻译的结果如何。这就使得学生在翻译学习与训练中十分被动，永远“坐而待判”。长此以往，学生学习翻译的积极性难免会受到挫伤。由此，本文以增强学生翻译决策能力与职业意识为目标，以学生翻译评价训练为基础，对翻译教学实践进行了新的探索。 一、翻译评价及其与翻译能力的关系 一提及翻译评价，多数人包括部分翻译学者在内，可能会立即想到译文质量评估，甚至将翻译评价等同于译文质量评估。在本文中，翻译评价与译文质量评估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根据W·D·拉蒙特的观点，人们作出评价，是因为人们面临着选择，是因为人们需要在现实的多种可能和人的多种欲望中作出选择（转自冯平1995∶273）。评价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直接指向行动，是人们采取某一行动、作出某种选择的基础。因此，评价不是一个“事后活动”，而是一个“事前活动”。评价突出表现了人类活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人类的活动不是盲目的，总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同时，行动的目的性只有在合乎一定自然或社会规律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评价正是在行动之前行动者对行动所涉及因素的全面考量，并基于此对行动的各种选择可能产生后果的预见与权衡，由此最终使行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达到最佳协调，使行动价值最大化成为可能。 冯平(1995∶1)对评价的定义为：“人把握客体对人的意义、价值的一种观念性活动。”将评价定性为一种观念性活动，意味着评价更多地是指采取行动前行动者的思维与权衡过程，这也更符合人类的社会生活实际。同时，定义中的“客体”并不是实存客体，而是指即将形成的客体，并表现出复数性，即行动可能带来多种结果。评价就是对这些结果可能为价值主体带来的意义、价值的“把握”，而“把握”的主体只可能是行动实施者本身。以此定义为基础，我们可以将翻译评价理解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预估与权衡其行动结果（译文）对译文读者的意义与价值。在此必须指出的是，译者虽是翻译行动的执行者，但真正的价值主体，即译文受益的社会对象却是译文读者，因而冯平定义中的“人”在翻译评价中只可能是译文读者。相比之下，译者本人则是一个间接受益者，因为只有译文读者认可了译文，译者的劳动才能获得相应的认可，也才有可能得到相应的社会回报。仔细分析可以得出，翻译评价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以翻译目标的实现为导向；(2)是一种“事前行为”，即先于译文的得出；(3)由译者自主实施；(4)是翻译过程中译者在作出选择或决策前对结果的预估与权衡过程。不难看出，翻译评价完全不同于译文质量评估，后者主要指在翻译活动完成后对既定结果（译文）是否达到某一预设目标或社会标准的评定。 评价行为在翻译过程中无处不在。这主要是因为翻译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作出选择与决策的过程。翻译选择与决策对于翻译过程的重要性早巳为中外学者所关注。1967年，列维(Levy)发表了《翻译是决策过程》一文。文章明确提出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翻译决策的作出者(Snell-Homby 2006∶23)。此后，图里(Toury)(2007∶19)指出“规范”的产生源于翻译过程中选择的存在，并进一步明确译者的选择实际上是对“规范”的选择。和图里相比，赫曼斯(Hermans)(2007∶50-71)因对翻译中“权力”的强调而更加关注译者的能动性，他明确指出：翻译是选择，因而翻译研究要分析译者作出某一选择而不作出其他选择的原因。赫曼斯的翻译研究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而整个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翻译学者一般公认，能指具有多义性与多价性，而且无法在翻译中得到完全体现，这就意味着译者在翻译中必须作出选择（王东风2007∶10）。同时，在翻译学者对翻译能力的分解中，翻译决策能力一直占据核心地位。如切斯特曼(Chesterman)就曾认为翻译能力主要指：(1)使用特定文本或词语生成一系列可能译文的能力；(2)“迅速、肯定地”从这一系列可能的译文中选择一种最合适贴切的译文的能力（转引自穆雷2006∶43）。同样，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PACTE(Process of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i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研究小组在研究中发现，在翻译能力的多种构成中决策能力与转换能力是关键（转引自穆雷2006∶43）。 翻译决策如此重要，而一次正确翻译决策的实现正是建立在恰当的翻译评价基础之上的。具体来说，就是建立在译者基于具体翻译情景，对各种可能译文与翻译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评价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翻译评价对于翻译的成功至关重要。因而在翻译教学中，通过加强学生的翻译评价训练，促使学生分析与把握翻译情景并作出恰当的翻译决策，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实现“应用型”英语人才培养目标。 二、翻译教学实践中翻译评价体系的构建 以冯平对评价的分类为基础，翻译评价可以划分为翻译道德评价、翻译审美评价和翻译功利评价。翻译审美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原文的审美把握、翻译过程中的审美重构与译文的审美效果呈现。毛荣贵(2003∶71)多次呼吁翻译教学中应当加强“美育”，强调翻译中的审美教育能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提高语言鉴赏力，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思维创造力。翻译教学中“美育”的作用不可否认，但相对而言，它包含对“美的追求”，属于翻译鉴赏，对学生要求较高。有鉴于此，在翻译教学探索中我们将美育视为教学的补充，在教学实践中则主要关注翻译道德评价与翻译功利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