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东巴经收藏情况 目前约有3万余册东巴经书保存于纳西族民间和国内外收藏、研究机构。[1]1867年法国传教士德斯古丁斯(P.Desgodins)从云南寄回巴黎一本11页的东巴经《高勒趣赎魂》，学界认为这是第一本走出国门的东巴经书。后来美籍奥地利人约塞夫·洛克博士(Dr.Joseph Francis Rock)、美国老罗斯福总统长孙昆亭·罗斯福(Q.Roosevelt)等人都在纳西族地区征集过大量的东巴经书。[2]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概有1万多册收藏于国外，这批经典已经成为研究纳西族社会的无比珍贵的材料。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有东巴经598册，其中510册由约塞夫·洛克博士(Dr.Joseph Francis Rock)于民国时期所征集，另外88册由老罗斯福总统长孙昆亭·罗斯福(Q.Roosevelt)于民国时期所征集。先后有台湾著名学者李霖灿先生、英国爱丁堡大学杰克逊博士(Dr.Anthony Jackson)、德国科隆大学雅乃特教授(Prof.Klaus L.Janert)等学者对这批经书做过研究。其中，李霖灿先生曾于1956年对部分经书做过整理，写有卡片21张，对有的经书书名做了汉译，有的附有象形文字说明。洛克对他征集的每册经书都有自己的编号和英语记音，[3]还把经书分为了祭东巴什罗、祭龙王、祭风、求寿、祭贤、祭胜利神、祭家神、替生、除秽、关死门、祭死者、占卜、零杂经等类。目前，该馆依照洛克的分类，分13函把这批东巴经书收藏在善本部。 笔者于2007年5月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翻阅了所有馆藏的东巴经书，发现其中有一册只有编号没有经书，所以实际数量应为597册。在这597册中，有一册为梵文书写的册页，有两册是抄写在名片纸上的新抄本，且书写粗陋。所以，哈佛所藏的东巴古籍实际数量应为594册。 二、东巴经跋语的研究 东巴经跋语指的是东巴经师在抄写经文时在经书的末尾（少数插写在经文正文中）书写的记述性文字，或是说明书写经书的经过，或是一些抒发胸臆的文字。跋语的内容一般为抄经的时间、地点、东巴经师的村名、户名、人名、写经时的年龄、祝愿词、谚语、格言等。如笔者曾经在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俄亚纳西族乡东巴甲若家中看到这样一段东巴经跋语，翻译如下： “这本经书是由甲区村的东巴夏纳杜吉写的，是虎年的正月初十那天写的。这本经书写的时候头尾顺序没有颠倒，没有错误地写后送给了底依肯若。祝愿经师长寿，占卜师富足，写的人长寿，读的人富贵。” 传世东巴经跋语的数量，李霖灿先生通过对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东巴经的统计，认为“平均计算起来每五十本经典中就摊到一本有纪年的”。[4](P.137)如果按50∶1的比例来算，在传世的3万卷经典中就应该有600条跋语。而笔者通过对哈佛所藏东巴经的统计，发现大约每7本经典中就有一本写有跋语，照此比例计算，应该有4000多则跋语传世。这不能不说是一批数量巨大的史料，也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对东巴经跋语的研究却寥若晨星。 最早涉及东巴经跋语研究的学者是台湾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先生，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么些经典》一文中，专门撰写了“有年代经典之初步研究”部分，指出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东巴经中发现了“上起清康熙七年(1668A.D.)，下迄“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一批纪年经书，[4](P.138)而“康熙七年”是至今为止见到的最早的经书纪年。 喻遂生先生曾经在《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研究》一文中引用了如下两则跋语： “写于皇历光绪十三年猪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写于我人生二十七岁之时。愿东巴健康长寿，家中呈现一派吉祥迹象。”（《祭风·白色娆鬼毒鬼仄鬼出世》） “写于鼠年，是拉汝瓦庚山脚下欧姆敬初坞的乌宙恒写的，写于这年六月二十日。由超度凶死者和招魂两卷合成，没有漏掉一丝一毫，只能比别人所写的多。是我四十三岁那年写的，此后，我的名声将永存。愿东巴长寿，卜师永传。”（《大祭风·超度凶死者·为死者招魂·迎请朗究神》） 并指出，“（跋语）也应视为应用性文字，今后有必要加以收集和研究”。[5](P.255)其后他又将东巴经跋语运用于东巴生年的考订。[6] 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翻译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凡是跋语都做了四对照翻译。如《超度死者·放马和让马奔跑》末写道： “这一本经书，是高明的村尾东巴许孙写的，写的时候没有什么差错地写了，读的时候不要差错了。即使会说的人有一百个，会做礼仪的人很少；说时容易，做起来就困难；要学容易，跟着做就会有困难，有不容易的地方就让它不容易吧！”[7] 对于东巴经跋语研究的意义，李霖灿先生就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纪年经书指出：“这些本身纪有年代的经典，自是么些文化研究的第一等资料，因为它们的时代确定，若依照时代的先后排列起来加以观察，可以正确地推究出古今法仪演变的异同，可以探讨古今字体的蜕变痕迹。”[4](P.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