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一些南方的朋友让我就纪念我国外语教育60年之际有所表示。当时间的车轮倒转，我再一次陷入尘封已久的往事。我这个20世纪“三十后”的老人，已经落在时代的后面，只能回忆自己经历过的一些琐事。 1 主要外语语种经历了两次战略大转移 为阐述这个命题，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外语教育。我认为它具有三个特性，即半封建半殖民地性、教会性和地域性。先谈半封建半殖民地性，我国的外语教育与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国家的在华活动有很大联系。规模最大的是日本侵略军在20世纪让上海小学生学日语。最成功的例子是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旧清华大学。当我入清华后，老学长经常向我夸耀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大学的外文系主任十个中有九个是清华毕业的。一些教会学校在教授外语方面有其特色，如学英语上基督教办的圣约翰大学及其附中，学法语上震旦大学及其附中，学德语上同济大学及其附中，至于重视英语教学的教会中学还有圣芳济中学、中西女中、清心女中、启明女中、培成女中、圣玛利亚女中、宴摩氏女中等。就地域而言，有南方城市的英语，哈尔滨的俄语，长春和沈阳的日语。总的来说在大学和中学开设较多的还是英语，可以看作那个时期的主要外语语种。 待我1950年考入清华后，清华大学外文系下有三个组，即俄文组、英文组、法文组。俄文组人强马壮，学生多，团员多，班干部多。更主要的是，一进清华，就学习这样的口号，“清华园是革命家庭，外国语乃斗争武器”。同学们对前一句话完全接受，对后一句话就有不同的解读了。俄文组同学理所当然地学习俄语是为了和苏联老大哥一起与帝国主义斗，英文组和法文组的同学学习英语和法语只能以所学外语杀回马枪。在一次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俄语教授交谈时，他坦陈那时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1952年院系调整后，新北京大学有3个外语系，即俄语系、西语系和东语系。英语只是西语系下的一个专业，俄语的地位正式获得确立。上面提到的北师大老师还向我谈到这么一个情况，他们毕业后，国家人事部明确规定凡是学俄语毕业的，加10元工资。今天来说，这个钱数，小菜一碟，但那时大学生毕业起薪才46元，一年后转正也不过56元，因此他们拿到这额外的10元钱内心都是美滋滋的。 以上情况表明，这是我国外语教学中的第一次战略转移，主要外语由英语转为俄语，许多英语教师改行教俄语。这个格局直到1959年才被打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突然许多俄语翻译改行了，原来学俄语的一些学生被通知改学英语。那么，哪个语种来领头呢？由于三年大灾荒和为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些领导当了“走资派”，没有人对中国的外语政策去操心。 “四人帮”倒台后情况逐步明朗，许多教学大纲的制定，都是让英语先行一步，其他外语语种跟上。教育部与专家商讨问题，首先找的是英语界的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吴景荣、陈嘉、杨岂深等老先生。 英语专业招生数的大大增加、大学英语的全面开花、英语作为义务教育的必修课，都标志着英语作为主要外语语种地位的确立。这是我国外语教学从俄语改为英语的又一次战略大转移。大批俄语教师改行教英语，所不同者，国家人事部没有给学英语的毕业生加一级工资。 2 实现了由“文”向“语”的转向① 新中国成立前外语教育是着重“文”的。大学则在文学院下设外文系或英文系，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师，如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杨周翰、周珏良等，以及文学、戏剧、翻译、外交、新闻，甚至外贸部门的人才。 1950年清华大学外文系下的英文组的“文”已经有名无实，因为低年级的课程设置基本上以听说读写的技能教育为主，如李赋宁先生的阅读课（包括每两周一篇的作文），罗念生先生的翻译课，徐锡良先生的口语课，杜秉正先生的文法课，还有一位助教何士侯先生管管听力和课外阅读。这时，我们被告知新中国需要翻译人才。 1952年我国的大学实行院系调整，系统学习苏联的专业化教育的经验，清华成了理工科大学，北大成了综合大学。我在新北大三年级和四年级的班主任兼精读课老师分别为俞大绸先生和赵昭熊先生，潘家洵先生和张谷若先生教翻译，钱学熙先生教报刊阅读，伍鸿声先生教口语，张珑和徐华棵先生教泛读。显然，所谓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采用的仍是一个以“语”为主的教学模式。 不久，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很快向上反映，所谓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中的“文学”未能体现，教育部曾同意北京大学可以让1952年后入学的学生以文学为方向。从此人们习惯地认为原北京外国语学院以“语”为主，北京大学以“文”为主。特别是周扬同志明确肯定北大的文学道路。一方面一些老教师如李赋宁先生、吴兴华先生、杜秉正先生和美国教员Winter等为中青年教师进修开了多种文学课，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文学路子”为北大培养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师队伍，如吴祖存、张祥保、孙亦丽、祝畹瑾、罗经国、龚景浩等。另一方面，陶洁和吴冰所在的1954级的学生在1958年有机会上了一些文学选修课，王逢鑫所在的1957级在高年级时上过李赋宁先生的“文学选读”，张谷若先生的“文学翻译”，罗经国老师的“英国文学史和选读”，赵萝蕤先生的“美国文学史和选读”等课程。估计当时的其他综合大学也走过一段文学道路，但其间不时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