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0年“文革”的学术沉寂，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汉语修辞的研究跨入了新的时期，迎来了春天的繁荣。新时期以来(1978-2008)，汉语修辞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作为发展的标志，1980年在武汉（由华中师范大学筹办）成立了中国修辞学会，并先后成立了华东、中南、华北、东北、西北、西南等六个地区分会；1982年在上海（华东修辞学会暨复旦大学）创办了学术刊物《修辞学习》；修辞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下面分四个部分概述新时期以来我国大陆学者在汉语修辞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并指出汉语修辞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理论与方法 （一）理论思考 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对修辞的本质、修辞的原则、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修辞学体系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1.修辞与修辞观 修辞作为一种言语活动，传统上一般认为是“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1]1532。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修辞实质上是一个选择过程，即对语言材料进行选择，明确提出了修辞的“选择观”。如张志公指出：“什么是修辞？修辞就是在运用语言的时候，根据一定的目的精心地选择语言材料这样一个工作过程。”[2]3吕叔湘也认为：“修辞学，照我的看法，应该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语言手段之间——各个（多数是同义的）词语之间，各种句式之间，各种篇章结构之间，各种风格（或叫做‘文体’、‘语体’）之间——进行选择，选择那最适应需要的，以达到当前的特定的目的。”[3]1可见，“修辞不是把话这么装饰那么装饰，更不是自己制造什么花样翻新的说法，只不过是从现有的语言材料中精心地选择而已”[4]4。修辞的这种“选择观”是对过去“美辞观”的一种修正。当然，对于修辞选择的对象——语言材料或语言手段，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修辞就是对同义的语言形式或手段进行选择；有的则认为，修辞对语言材料或手段的选择不只限于同义的形式或手段，还包括非同义的其他形式或手段。 关于修辞，学者们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看法。有的提出修辞的“辩证观”，认为无论是就修辞现象来说，如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常规修辞与变异修辞，还是就修辞活动而言，如表达的平直与奇曲、形式的齐整与错综，都是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5]88。有的提出修辞的“动态观”，认为修辞现象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一方面，随着语用的创新，会不断形成新的言语表达手段；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也可以相互转化[6]。这些观点，反映了学者们对修辞本质认识的多元与深化。 2.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修辞学以修辞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如何理解修辞现象，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修辞现象应包括修辞内容、修辞手段、修辞效果三个方面，三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7]19。另有学者认为，修辞学研究修辞体系，即研究言语的各种同义形式和表达方式的构成及表达作用，以及言语同义形式和表达方式的系统[8]9。也就是说，修辞学不研究修辞内容。还有学者认为，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平行的同义结构和非平行的同义结构”；并进一步指出，“平行的同义结构”（即一般人所说的“同义结构”）是修辞学研究的唯一主要对象，而“非平行的同义结构”是修辞学研究的次要对象[9]。 跟研究对象相关的是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过去的修辞学研究往往局限于辞格，显得过于狭窄。新时期以来，学者们不断拓展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但其范围究竟应涵盖哪些方面，却意见不一。有的人认为，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既应包括作为积极修辞的辞格，也应包括作为消极修辞的选词用句，还应包括语体风格和辞章结构[5]11～19。有的人认为，修辞学既要研究表达修辞，还应研究接受修辞[10]。有的人则认为，修辞学的范围不能过宽，不应把说和写的整个过程全部纳入修辞学，把修辞学和文章作法等同起来；也不应把接受效果也归进修辞学[11]15。 3.修辞学与修辞学体系 修辞学固然研究修辞现象，但研究者由于对修辞的本质和功能、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等认识的不同，所建构的修辞学体系也不一样。从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到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基本上是以辞格为中心建构的修辞学体系。新时期以来，不少学者力求走出“辞格论”框架，以新的视角来观照修辞现象，创建新的体系。有的是以语言因素为纲建构体系，如郑远汉的《现代汉语修辞知识》（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有的是以修辞功能为目建构体系，如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有的是依据组合方式建构体系，如刘焕辉的《修辞学纲要》（修订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有的是依据辩证观念建构体系，如宗廷虎等的《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修辞学体系的多样化，折射出学者们研究思路的开放。 4.语境与修辞原则 语境是修辞学的重要课题。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著，重要的有西槇光正编的《语境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王占馥的《语境学导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冯广艺主编的《汉语语境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建华等的《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朱永生的《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语境的构成。如有学者认为，语境包括上下文、交际双方的目的、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识与假设、说话的现场知识、世界的知识、彼此的信仰、文化背景与社会行为模式的知识等[12]。有学者认为，语境包括一般要素（即《修辞学发凡》所说的“六何”——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何如）和特殊要素（传媒要素、伴随要素）[13]54。有学者认为，语境是交际活动中的四个世界的统一，即由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构成[14]。有学者还就语境因素的判定提出了见解，指出：构成语境的因素必须同语用的行为、活动、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并对语用本身产生重要的影响；具体语用过程中的语境因素应该是可以把握、可以分析的[15]73。(2)语境的分类。如有的学者将语境分为“外显性语境”（时间、地点、目的、对象、话题、上下文）和“内隐性语境”（语用预设、背景知识、社会文化环境、时代环境、心理习俗等）[16]。有的分为“语言因素语境”（上下文语境、语体语境、社会特殊习惯用语）和“非语言因素语境”（交际双方境况、社会文化环境、时空环境）[17]。有的分为“言内语境”（语篇语境、句际语境）、“言外语境”（认知背景语境、社会文化语境）和“言伴语境”（伴随语境、现场语境）[15]77。有学者还提出了语境分类的三原则，即周遍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简明性原则[15]75。(3)语境的功能。有学者指出语境主要有两大功能：解释功能和过滤功能[18]。有的将语境功能概括为制约、解释、判断、生成等四个方面[19]；有的概括为限定、协调、省略、补充、制约、创造等六个方面I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