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中国的传播界领略了一次历史性的震撼，经受了一次巨大的冲击，这就是苹果公司最新推出的iPad平板电脑。我无意去夸大对这款产品的赞美，但是我想很多已经体验过这款产品的人，都会感觉到它所提供的深入人心的服务、丰富的阅读资源、随心所欲的选择，以及对阅读消费习惯的温和、有力、坚定的改变。对此，很多使用者诚心诚意地表现出万分惊讶，也心甘情愿地奉献出爱不释手的喜欢。iPad把我们曾经的想象和预测，变为了今天的现实。 在5年之前，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就提出了4i新媒体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是针对传统媒体和平面阅读方式的软肋提出的，同时也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一种想象。今天我们在iPad看到的所有特征，包括永远在线、离纸阅读、无线下载、移动阅读、互动功能、即时播报和数据反馈等等，都曾经是我们的想象，针对的都是报纸的软肋。这些特征是平面媒体，包括其他传统媒体，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平面媒体一直在走下坡路。虽然平面媒体的导向一直正确，并且占据着主流影响力，但是下滑的趋势未可避免。 当我们在2005年提出想象的时候，就曾经设想在5年以后会有一款成熟的产品来承载我们的梦想，让平面媒体较好地完成转型。在这样的想象中，我们看到了差距，也深刻地感受到危机。我们同时也开始了把想象变为现实的探索，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介入关于报纸未来命运的争论。我们提出要创建“内容联盟”，不再让报业的内容被互联网廉价地传播；我们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联合发出阅读革命宣言，表达了对未来阅读方式转变的渴望；我们联合了多种力量对新媒体的内容、介质、终端等进行探索尝试，打造了阅读平台，提出了阅读的数字化方向。我们曾经设想要为报纸的数字化转型制定一些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 正如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所说，“让梦想成真的最佳方式就是醒来”。今天，我们醒来了，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是被别人叫醒的。虽然我们的想象得到了验证，但是我们并未感到快乐，而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这就像是在做最不好玩的游戏，好不容易轮到我们上场了，却发现游戏规则已经被别人改变。 我们曾经想象有一个平台，可以把我们的内容装载上去，让内容的价值得到公正合理的体现。今天，这个平台出现了，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按照苹果公司的规则去玩这个游戏。我们所开发的客户端要经过苹果公司的审核和批准才能发布；我们的数据库在美国；我们的一部分利润被苹果公司通过捆绑式的销售方式无情地获取。 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因为当想象得到验证之后，我们发现自己仍然是辛苦的打工者。虽然我们处在内容生产的第一线，有着强大的内容制造能力，但是仍然处于产业属性已经下滑的产业链末端，只能凭借自己辛苦的劳动赚取有限的利润，而且在这个平台上获得的每一点增长，都会让现有的阅读方式加速死亡。 我们的竞争意愿进一步低落，因为对手过于强大。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的对手不仅是制造商，也不仅是其他传播渠道。苹果公司所提供的平台是开放的，可以让千百万“蚂蚁雄兵”上线提供自己充满想象力的个性化产品。虽然我们作为传统媒体对做内容有一些研究。但是客观地说，很多做传统媒体尤其是平面媒体的人，并不适合做符合新媒体需要的内容。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无能。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竞争力，首先必须打破现有的体制机制，这对仍然是国有企业的平面媒体来说，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做到。 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复杂的情绪，是因为我们一贯占有主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奉为真理的化身，每天都在教导别人应该怎么做。我们一贯宣传和倡导科学发展观，但是在如此巨大的阅读革命和技术革命发生的时候，我们却失去了机会。 一是失去了做强实力的机会。中国几乎所有的报业集团都不能被称作是又大又强。事实上，我们还很脆弱，竞争力也不强，长期以来一直生存在行政力量的庇护之下。西方认为，所谓实力包含三层意思：首先是事实上确实有实力；其次是要能够向对手证明自己有实力；最后是必须让对手明白，在需要的时候会使用实力。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领域里，所有那些做大做强的实体，包括国家在内，都是这样表现实力的。我们一贯的追求，不仅是做大，还要做强。做强的基础是做实。当苹果公司推出iPad之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做实的机会。 二是失去了破除边界的机会。现在国内的任何一种文化资源，包括信息资源，都被不同的行政权力分割。我们的行政权力是有限的，在所管辖的范围里能够配置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如果要打破这种分割，就必须借助更大的行政力量来开闸放渠。当资源被行政权力和体制分割在局部的范围里，不论你有多大的能耐，媒体永远不可能做大做强。如果我们有一个像iPad这样面向社会开放包容，并能够承载丰富内容的平台，就可以借助技术的力量打破现有的体制框架，打破区域界限、行业界限、体制界限、专业界限。如果没有技术上的突破，破除边界的机会会很小。然而仅仅有技术上的突破也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