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实证研究:从中层理论到货币哲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融合应用传播实验室研究员,副教授

原文出处:
新闻与传播研究

内容提要:

在当下传播研究领域,多数实证研究成果不但缺乏学术品位和理论创新,而且实际上对于实践和问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指导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实证研究在传播学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因为实证主义认识论指导下的研究完全也可能具备较高学术价值。成型于哥伦比亚学派的实证研究认识论曾经是秉承过中层理论理想的,但此后逐渐沦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技术。这种研究技术由于自身的多种缺陷而出现了反理论和反科学的常识化取向。然而,由于社会各个层面都需要这种技术,因此实证研究技术成为了一种流通于社会的货币,并承担着资源交换的功能。正是因为如此,许多学者不断地将其塑造为具有主流的地位研究方式以交换社会的各种资源。30年来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实证研究迅速货币化的历史,在这门起步晚,基础薄弱的学科制度化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警惕过分强大的工具主义势力,以免这一势力扭曲了传播学健康发展的方向。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0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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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关注到何志武先生发表的《批判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问题》一文,文中提及“实证的研究范式一开始就占据了传播研究的学术正统,在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后,实证研究方法也一直更受推崇”。①我较为认同这一观点。当下新闻传播领域,以下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申请大小课题,研究设计基本都是采用清一色的实证研究方法;递交的研究报告,也基本上都是常识性的社会调查报告,甚至是市场调查报告。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数量可观的人力、智力和财力的浪费:这些实证研究中的大多数不但缺乏学术品位和理论创新,而且实际上对于实践和问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指导作用。

      为什么实证研究的成果很难在理论创新上有所突破,在学术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与此同时却有那么多的传播研究者愿意采纳这一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这看上去是一个吊诡。出于对解释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我觉得很有必要从何先生的话题出发继续来讨论实证研究范式,而我所采用的方法则是首先回到历史,回到社会与传播的思想史去重新审视实证研究。

      中层理论的追求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反对简单地否定实证研究在传播学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5年多以前,我曾经草率地否定过实证研究的理论意义和认识论价值,因此首先需要批判的就是我自己。当时我的逻辑是,实证研究的对象,也就是人,是具有复杂主体性的动物,他们受到社会环境的巨大影响,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实证研究是一种将自然科学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来的取向,它需要对人的复杂行为进行简化,并寻求其中的因果关系,而事实上人类社会因果关系是如此之多元化,是很难用这种方法获得确证的。因此,我把传播研究理论所面临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实证研究范式的缺陷。②

      今天想来,这种指责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它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批评,缺乏历史的生命力。如果秉承的是价值理性的追求,实证研究成果也完全可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像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40年代做的一系列关于偏见的实证研究就很有理论价值,因为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认为“在探索社会现象时理论应优先于‘事实’”。③当然,在实证研究中要达到理论优先于经验或指导经验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其实,以前我在不知不觉中也与许多后来的研究者一样,把认识论层面的实证研究等同于实证研究方法的具体操作技术。在这一点上,阿多诺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他回忆说:“美国人对‘项目’一词的应用……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他看来,方法一词“更多的是欧洲意义上的认识论,而非美国意义上真正所指的研究的操作方法”。④

      不过,当我们回到历史,当我们面对那些在思想史创造和规定实证研究体系和方法的大师们,不难发现在他们的心中有着怎样远大的学术理想和认识论追求,他们并非只想取得变量间简单的因果关系。他们仍然有着远大的理论追求,而且这种追求甚至是革命性的。今天的实证研究,其操作技术取向与当时实证研究开创者们的想象可以说是相距甚远。

      一般说来,实证研究认识论取向的出现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它的哲学基础在笛卡尔的时代就已经被奠定,它的方法论在孔德的时代就已经被确立,最晚在19世纪末时,在迪尔凯姆的推动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相当流行。不过当时的所谓实证调查,往往没有后来那么严格的科学抽样,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也没有被后来的实证研究者们当做是真正科学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的主导性地位是在哥伦比亚学派时期被确立的,也是在那个时候渗透到传播学中来的。很多人只关注了该学派那个著名的工具制造者拉扎斯菲尔德,因为他将许多实证研究的操作技术变得更加精确。然而,当时实证研究的认识论价值实际上是与一种叫做中层理论的学术主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与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范式转型有着重要的关联。

      中层理论的提出者默顿认为,像马克思、斯宾塞甚至是他的恩师帕森斯那样给社会学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理论(默顿称之为社会理论的总体系)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社会学还很幼稚,不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有着非常成熟的理论积累,因此也很难形成成熟的可以解释一切的宏观理论体系。他认为:“对一种社会学理论总体系的研究与那些已经遭遗弃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一样,具有同样令人兴奋的挑战和同样渺茫的前途。……有些社会学家似乎仍然是抱着这种希望在著述,即这种社会学一般理论足以囊括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组织和变迁的所有细节,并且足以指导研究者注意经验研究的一系列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和有害的信条。我们还未准备好,还没有作出充分的准备工作。”⑤默顿极具洞察力地指出,一旦当一个学科的主要关注点放在发展大而全的体系上时,它的发展就终止了。但很显然,默顿也不赞成当时碎片化的实证研究,因为这种只关心操作技术的研究沉溺于对经验细节的描述,可能会消解社会学的理论取向和学术追求。他批判地指出:“对细节的详尽描述则完全缺乏一般性的概括。”⑥事实上,默顿确实很不喜欢细节描述式的实证研究。在思想史上,默顿与斯托弗关系的恶劣是路人皆知的,斯托弗和霍夫兰等人在二战期间所做的实证研究,在默顿看来就是没有什么理论价值的细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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