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来，与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同步，中国传媒业的面貌日新月异，财政断奶、周末报、都市报、传媒竞争、集团化、频道专业化等词汇成了本土学界描摹当代中国传媒变迁的流行语（孙旭培2003）。与中国传媒变迁同步，海外关于当代中国传媒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李金铨、赵月枝、波伦鲍姆主编或撰写的著作令人印象深刻，《传播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JAVNOST－公众》（JAVNOST－The Public）、《国际传播学报》（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等国际期刊都先后推出了中国传媒研究专辑，陈韬文、俞旭、黄煜、何舟、潘忠党、黄成炬的相关论文也在海外陆续发表。本文聚焦这些研究中描绘的“当代中国传媒改革”，试图剖析它们背后的理论范式，以期帮助本土学界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媒正在发生的变化。因为，“学术范式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力源自于不同范式间的交流和冲突。本土学术范式的进步需要海外学术范式，正如海外学术范式的进步也离不开本土范式一样”（郑永年2009：3）。 一、传媒市场化的政治经济解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海外“当代中国传媒改革”讨论 心系现实的社会科学学者们的讨论，总离不开“发生了什么”和“如何发生”这两大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文献中对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描摹，也基本围绕“传媒改革发生了什么”和“如何解释传媒改革”进行。 当代中国传媒改革中发生了什么？相信任何一个对中国传媒略知一二的人都能迅速说出答案——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描述中国传媒市场化概况的典型海外文献，是朱立和俞旭的两篇论文。前者是朱立组织的《传播杂志》1994年夏季号中国传媒研究专辑的开篇之作，朱立结合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的三次新闻改革来看1978年以来的中国新闻改革，认为前三次新闻改革着眼于用传媒达成党的工作，而这次新闻改革源于在“文革”中威信受损的党重拾政治合法性的努力；报纸中的短新闻和读者来信增多、广告重现、记者伦理标准下降，都是这次改革中的新现象（Zhu 1994）。俞旭则全面扫描了1989年以来的中国报业变迁，新闻业的角色被重新定义、报业结构重塑、信息环境多元是他眼中市场化后中国新闻业的三大变化（Yu 1994）。随后的一些海外文献中梳理的中国传媒改革基本上是这两篇文献的延伸和拓展，如赵月枝追溯的中国传媒从商业化到集团化之路（Zhao 2000）；温菲尔德等人笔下中国传媒结构和职能的变化（Winfield，Peng 2005）；黄成炬对入世后中国传媒业“关停并转”、放开对外资和民资的进入限制的叙述（Huang 2007b）。 客观地说，以上这些海外文献中描绘的当代中国传媒改革概况与我们熟知的版本并无太大出入，一些本土学者关于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论说还常常“出口”成为这些海外文献的佐证，如甘惜分、孙旭培、李良荣、刘勇等学者的研究。另一些海外学者对中国传媒改革的观察则更值得重视，他们运用社会科学研究常用的田野调查，“深描”市场化下中国传媒经营管理和新闻实践的变化，让我们更真切地把握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脉搏。关于传媒经营管理改革，何舟以深圳特区报为个案，阐释了市场化后中国报业集团中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间的角力（He 2000）；潘忠党视新闻实践变化为新闻改革核心，形象地再现了当代中国记者们向外报投稿、写作软文、接受企业赞助等“临场发挥”（Pan 2000a；2000b）；波伦鲍姆和熊蕾访问了20位当代中国一线新闻人，将他们口述的入行经历和职业感悟汇成了《中国墨》（Polumbaum，Xiong 2008）。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海外文献对中国传媒改革的描述大体相同，区别只在描述深浅和侧重点，但在如何解释这场改革时却泾渭分明。与李良荣、郑保卫等本土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认识→实践”认识论框架内将传媒改革理解为由观念更新拉动的实践变革不同（李良荣1995，2008；郑保卫2008），许多海外学者在政治经济学的“国家vs.市场”范式下解释中国传媒改革，其主要立场可被粗略分为乐观自由派、保守自由派和左派等三个向度。 乐观自由派们关心传媒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运作改造传统传媒管理体制中的某些僵化元素的潜力，凸显传媒市场化运作与传统传媒管理体制之间的张力。俞旭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中国当代新闻业的变革，最好被理解为传统威权与新兴市场经济之间的博弈”（Yu 1994：37）；朱立也将1978年以后中国新闻改革的特点总结为“权力建立在削弱其自身的改革过程基础（the reform process elements that weaken itself）之上”（Zhu 1994：14）；吴国光则归纳了市场化浪潮解构党和政府对传媒结构的一元管理体制的几种方式，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各社会团体和专业组织都在积极办报办刊，而市场化下传媒对国家的依赖程度也日益降低（Wu 2000：11）。 更多关注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海外学者则是保守的自由派，他们看到了传统传媒管理体制对传媒市场化的制约，将市场化后中国传媒的种种变化归结为“国家政治威权与市场经济相互渗入”的结果。陈韬文称当代中国传媒的变革是“缺乏独立性的商业化”（Chen 1994）；马杰伟视线里的中国传媒改革，则是“中国传媒在市场化和商业化过程中赢得了相对独立性。可是，国家和市场正在相互转化，成了新的社会政治力量”（Ma 2000：27）。相似的论调还出现在李金铨、何舟和黄煜对上海传媒的研究里，“中国的市场不是独立于国家，而是由国家创造并‘内在于’国家的。一旦市场企图脱离国家，国家立刻就会将其拉回正轨”（Lee,He,Huang 200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