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段时间关于学校和幼儿园杀戮和多起自杀事件的报道，到近期的电视婚恋相亲节目，一股针对大众媒体的批评甚至整肃浪潮似乎在形成。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空前强大的媒体传播能力的确值得重视，它们的负效应应当努力避免，但是如果把社会多年积累的矛盾归咎于媒体，那是很不公平的。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造就了某种举世瞩目的奇迹，也产生了许多我们目前可以基本认清的现象（如普遍的贫富对立和地方上的官民冲突）和更多我们仍然无法认清的问题（如大大放宽的道德尺度到底以何为界）。大众对媒体有看法实属正常，没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媒介批评，我们媒体中的一些不良倾向会更多地发作。但是有凭有据的批评才有说服力，才对解决问题有帮助；而如果缺乏科学精神，一味迎合一些或善良而肤浅或者另有所图的人的感觉和情绪，却没有法治化的媒体管理，我们的媒体和社会中的各种乱象只会更多。 媒介暴力与真实暴力有关吗 先从各地学校和幼儿园的几宗滥杀无辜案说起，一时间对媒体的抨击声四起，好像社会没问题，该死的媒体成了棺材店老板，天天盼着死人。国内外学界确实有人把媒体比喻为棺材店老板，意指媒体在市场驱动下，以报道天灾人祸为主打的新闻赢得眼球，这当然值得媒体警惕，防止自己陷入以煽、色、腥为基本特征的煽情主义和黄色新闻。但是媒体的首要功能是环境监测，优先报道天灾人祸、而不是歌功颂德，这才符合新闻传播规律，而且重视突发事件报道恰恰是近期中国媒体的一个重要改革方向。再说，就算媒体真是棺材店老板，那也是别的人、别的原因造成了死亡，才产生了殡葬业。 当包括一些专家在内的一些人呼吁，警惕媒体成为校园暴力和血案的“帮凶”时，温家宝总理却力排“众议”，指出这些事件背后都是有深层的社会原因的。看看那些行凶者，虽然我们掌握的信息不多，但可以知道，他们的年龄在45岁上下，都面对下岗、绝症、家庭崩溃等绝望的现实。当然，社会转型期和经济高速成长期，犯罪率往往高企。但是如果我们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制度能够覆盖这些弱势群体，他们对社会的绝望就可能较少转化为仇恨。 再从媒体新闻生产过程来看，记者不大可能出现在上述杀戮现场，不可能目击什么。掌控关键信息的是控制现场并展开侦查的警方。试想在此情形下，媒体想渲染也不一定有机会。何况，媒体伦理的滑坡尚没有到记者在花季少年殒命之际做这种“渲染”和“炒作”的地步。媒体报道和评论有重大新闻价值、关切公共利益的事件，这根本就不是炒作，而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之举。当然笔者也看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些地方媒体几乎是恶狠狠地报道外地天灾人祸，而对本地的同类事件装聋作哑或轻描淡写，我想那是地方媒体管理者有选择的压制性政策所致，当然应该受到抨击，但那主要也不是媒体的问题。 1901年9月，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遭到一名怀揣《纽约新晚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而身负致命重伤，这份报纸是由黄色新闻大王赫斯特办的，当时的人们不禁联想到赫斯特的报纸不断攻击麦金利的事情。但是，公众的批评仅针对黄色新闻的手法，而不是据此追究报纸的法律和其他责任。因为公众和执法机关明白，该报对总统的批评有些放肆，但属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范畴，况且没有证据能证明凶手是在报纸的教唆下行刺总统的。 最近，国内翻译出版了法国学者埃里克·麦克雷的著作《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刘芳译，原名《媒体传播社会学》）。作者指出，真实暴力与媒体暴力的关系问题，是困扰传媒的一个典型案例。实际上，媒体暴力很难界定，更不可能被量化。按国别分析，真实暴力与媒体暴力在统计上也得不出什么关联。日本的暴力电子游戏和黑帮动画很有名，可日本是强奸案和谋杀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一些城市暴力活动频仍，又有人认为这与有线电视、电子游戏和好莱坞动作片有关，而直接相关因素是城市经济衰退、社会管理松懈、警力减少、黑帮形成以及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传统、枪支买卖等。欧美多起校园枪击案也被认为与电视和互联网有关，而这些案例数量如此之少，在统计学上几乎没有意义…… 麦克雷教授的结论是：媒体暴力与真实暴力无关。上述例证表明，媒体并没有制造现实暴力，但是媒体可能被凶手用来制造自己的暴力世界，满足他们可怕的想象；媒体是行动方式的后备军，不是行动的刺激者；如果媒体确实让人模仿，那么模仿的也是谋杀的具体做法，而不是谋杀本身。他给出了如下建议：对每个案例做具体全面分析，如了解杀人犯的经历、分析这些经历对他们的影响，观察他们内心深处的失衡状态，了解他们是否卷入结构化的意识形态和行为网络，然后才能解释他们的行为。反思当代社会给人的精神要求，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有人把极端暴力行为当作谋求认可、成就名声的手段。 此外，我们要警惕的倒是有人借防范“炒作”之名阻碍来之不易的政府信息公开。国际经验表明，信息公开必然覆盖各种凶杀事件信息，如果经不起这个考验，信息公开和社会透明度就没有存在的基础。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现代法治国家封锁、打压媒体的此类报道。而及时公开这些事件即使有些代价，但是与社会对此类问题根源的重视和防范措施的加强相比，前者之弊一定远远小于后者之利。正如法国19世纪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所言：报纸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们治愈的恶远多于它们制造的恶”。如果看不清这个问题的实质，就会给本来就对政府信息公开耿耿于怀的人提供口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