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与转型的时代 与改革开放后“西学东渐”的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一样，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和繁荣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一是文革之后到1980年代末期人文领域通过各种思想文化运动逐渐建构的新的现代化思维和“发展主义”观念；二是19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逐渐形成和各种西方社会科学范式在大学中的制度化①。从思想基础来看，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将文革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告别革命”的语境下追求“思想解放”的“封建／反封建”的二元思维转换为“传统／现代”这一新的二元思维②。先锋小说、第五代电影、“85新潮”等连续不断的文化事件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历史反思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们对革命历史的理解和对中国这一文化政治共同体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理解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现代化的想像与对西方的想像逐渐耦合在一起，形成了至今仍没有褪色的“彼岸情结”。然而，与人文领域不同，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仍然处于质疑和否思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段，西方社会科学的建制尚未成形。正如苏力的描述，这个时代“人文学科可能还好一点，还有些传统；社科大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③。直到1990年代，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学科界限渐渐明晰，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开始被大规模引入，学术评估也越发繁琐和严格。加上“科教兴国”的国家政策，前期在人文领域内所形成的现代化与发展思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社会科学界。与此同时，新的学科分化和聚焦微小实践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推动了技术理性的复归。 对于新闻传播研究来说，这些思想、制度转变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改革开放前后传播思想的变化率先体现在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修正和改造上，即新闻思想的“拨乱反正”上。在1980年代初期的新闻改革中，“最流行的一个观点是新闻媒介有其自身规律，它不为人们的意志所转移，不被任何暴力所动摇。新闻工作必须遵循新闻媒介的规律”④。随着中国与西方知识界沟通渠道的建立，中国新闻界对新闻规律的自发探讨立刻与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建立了关联，并深受其影响。这两种思想体系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在“意识形态终结”的前提下，淡化权力概念和社会历史背景，将新闻传播视为价值中立的信息过程。对于抛弃了“工具论”和“阶级斗争”话语并希望建立学术相对独立性的中国新闻学界来说，实证主义传播学中的“传者”“受者”“信息”“渠道”“反馈”等概念所隐含的科学主义色彩不但有吸引力，而且在当时具有学术政治上的解放性⑤。例如抹掉价值因素的“信息”概念后来成为新闻改革中强调新闻面向市场的服务功能的出发点。政治宣传内容之外的“纯信息”⑥和读者、观众的信息需要被不断地强调和重视。又如，与市场调查和收视率买卖联系在一起的“受众”概念也基本上颠覆了政治意义更鲜明的“群众”概念⑦。这些观念细节的转变随后带来了一整套重新理解传播问题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作为一种“翻译过来的现代性”，这些“去政治化”的传播思想为传播实践中市场机制的引进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已经在高校中制度化了的传播学科也成为媒介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由此，高校教育的改革与媒介市场化改革形成互动，使得1990年代形成的各种传播观念至今占据着传播研究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市场需要”带来了新闻传播研究内部的迅速分化，传统的新闻史论和新闻实务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而新兴的传播研究内部则繁衍出市场调查、广告营销、媒介经济、新媒体、科学研究方法等众多领域。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学者们似乎越来越难找到可供相互沟通学术与思想的共同话语框架。这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学科状况使得传播学难以加入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就共同面对的中国现实问题而进行的各种讨论。除了“市场需求”有增无减，传播研究的学术尊严与学科地位面临危机。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切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主义和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做法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文化效应和生态效应就已经引起了国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警觉。“三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生态问题”“社会分层问题”“腐败问题”等不断走进各个学科知识分子的视野当中。各种反思和质疑的声音首先来自最早建立“传统／现代”思维的人文领域，王晓明在十年前发表的文章颇能代表部分“80学人”的忏悔与追问⑧： 当时的知识界是如何热烈地呼吁经济“现代化”：“政企分家”“价格闯关”“打破大锅饭”“砸碎铁饭碗”，大街上悬挂出“效率就是金钱”的标语，学者们更一个劲地鼓吹“转变所有制”，效益至上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欧美化……可是，谁能想到，还不到十年，这些响亮的吁求和口号都纷纷褪色，甚至严重变质了，非但丧失了当初大部分的正面意义，有的反成为某些垄断势力侵蚀社会的堂皇借口……目睹这样荒谬的现实，再回想八十年代知识界的热烈鼓噪，我实在是感到羞愧。怎么会那样一厢情愿，竟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们想象的那一种“市场化”，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市场化”，整个社会就能够逐步获得全面的解放。 同样的反思也逐渐出现在社会学、法学，甚至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的幻象”已然被中国知识分子大胆地提出，而强调跨学科和回归人文精神的“公共性”问题也越发引人注目。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社会科学的视域、方法和价值都开始面临质疑，一位社会学家甚至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脱离现实问题的状况进行了这样的讽刺⑨： 人们在形成阶级分层的时代去研究职业分层，在频频发生社会冲突的时代去研究稳定结构；在制度变迁的时代去讨论“微小实践”；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 如果说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是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发展观念的累积效应，那么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则进一步突显了发展转型的紧迫性。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而且是生态和文化层面的。它不仅关涉平等、民主等传统议题，更是直接影响到人与自然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包容与和谐问题。这样的“三重危机”构成了我们所面对的当下世界历史现实。阿芒·马特拉(A.Mattelart)曾经指出，在历史上会出现一些“关键时期”，它们“特别期待那些针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⑩。对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来说，这样的“关键时期”已经迫近，传播问题和中国发展问题越发成为解释全球性危机和探寻出路的两个关键领域。一方面传播业不仅自身构成了资本积累的重要场域，而且成为全球金融体系和生产体系加速扩张的重要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中国传播业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以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在大众传媒中的表达都是中国融入全球市场体系这一过程的重要体现(11)。我们急需回答的是，大众传媒在中国失衡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社会阶层分化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城市／乡村的二元社会结构如何凭借城市中心的文化传播得以维系，这种结构又如何适应全球市场体系转而维系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传播业内部的生产过程遵循何种逻辑进行劳动控制与内容生产，这种生产逻辑与文化领导权的塑造之间有何关联？传播资源在中国社会中的分配是否与维持现存发展模式的政治经济结构相适应，这种分配模式与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有何关联……总之，传播在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赋予了传播学者重要的学术使命(12)。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下，中国传播学者在理论创新方面更是任重道远。然而，主流中国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精英民主政治诉求、现代化理论框架和工具理性导向在完成了其“告别革命”和为传媒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流行提供学术合法性的使命后，已无法使本领域在“三重危机”下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所作为。如果一场危机可以像葛兰西所说的那样，“创造一个有利于某些新思想传播的环境；创造一些围绕着国民发展的整体后果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13)，那么对于传播研究来说，它就是真正的“危中之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时机去推动超越和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