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10)04-0029-08 近年来传播研究出现了一个重写学科历史的潮流，有研究者将这些研究称之为传播研究的新历史。①所谓“新”，是指打破了由施拉姆提出的，被传播理论教材确认的传播研究“四大奠基人”的神话。对这个神话的质疑由来已久，比如批评它强调美国传统忽略欧洲传统，扬实证传统抑批判传统等，然而传播研究的“新历史”强调的乃是被四大奠基人叙事所掩盖的社会语境与意识形态，比如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代表的大资本对学术研究方向的支配、②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以研究为名实施的“心理战”计划，③以及学术界和产业界交织构成的环境对学科体制化的左右等等。④这些揭秘式的研究固然说明了“传播科学”进步叙事虚伪的一面，却并未对传播研究本身做出深刻的反思。这种知识社会学研究是站在传播研究之外观察传播研究，而对于传播研究者而言，更需要一种从传播学内部反思传播研究的视角。 中国的传播研究从引进之初便在“科学”的名义下，未加批判地接受了许多理所当然的知识。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对经验学派的评价。在传播学引进之初，因为追求科学主义和去政治化，经验学派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成为当时中国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尽管也介绍了不少欧洲的北美的批判理论，但占主导地位的学科史叙事还是经验学派的发展。⑤近年来对外交流和译介又让我们接触到相反的一套批判理论的叙事，在求新求异的同时无形之中又人云亦云地接受了批判学者的立场，简单地将经验学派看作传播研究陷入困境（如果有的话）的罪魁祸首。这导致我们对于经验学派的认识在天使化或妖魔化的两级之间摇摆，却忽略了对经验学派本身进行自内而外的反思。本文希望通过解剖有关哥伦比亚学派的两种冲突的话语，清点哥伦比亚学派的学术遗产，同时也以此为例，反思学科叙事中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哥伦比亚学派会成为众矢之的？ 严格地说，“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以下简称“哥伦比亚学派”）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或许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更加贴切。在拉扎斯菲尔德到来之前，传播研究并不是哥伦比亚社会学系的特长，随着1939年拉扎斯菲尔德和广播研究所（Radio Research Office，1944年改名为“应用社会研究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BASR，以下简称“研究局”）的到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重镇。相对独立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局，不仅聚集了众多对传播研究感兴趣的研究生，而且吸引了默顿(Robert K.Merton)、米尔斯(Wright Mills)、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勒纳(Daniel Lerner)、赫佐格(Herta Herzog)等青年学者的参与。在研究局的鼎盛时期，参与科研的有12-20名兼职教师和100多名由社会学系博士组成的工作人员。据统计，1937-1960年，该研究机构（包括其前身普林斯顿广播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广播研究所）共出版52部著作，350多篇文章、书摘和其他出版物。⑥ 除了成果斐然之外，哥伦比亚学派还确立了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即以涂尔干主义、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管理研究作为运营方式的新的研究体制。⑦这一范式的影响甚至超出了传播研究，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 批判学派在客观上也提升了哥伦比亚学派的地位。同时期几乎每位从事于批判或文化研究的主要学者都曾把哥伦比亚学派作为靶子阐明自己对传播研究现状的不满。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以及阿多诺对这种追求抽象的数字和科学的管理研究批评，已经成为传播研究史上的著名公案。曾经负责《人际影响》研究中田野数据搜集和分析工作但后来与拉扎斯菲尔德交恶的赖特·米尔斯在其名著《社会的想像力》中把拉扎斯菲尔德倡导的研究斥为“抽象经验主义”。⑧美国社会学左派领袖吉特林雄辩的长文《媒介社会学》认为哥伦比亚学派确立的经验范式具有管理视角、市场导向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三大罪状，而且他把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在《人际影响》中提出的两级传播成为该范式“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客观上使这本书的学术影响力提到了极大提升。⑨凯瑞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指责哥伦比亚学派，但是他对传播的“传递观”的批评和“仪式观”的推崇，皮里阳秋地抑哥伦比亚学派扬芝加哥学派；⑩他反对施拉姆建构的四大奠基人神话，将传播研究追根溯源到芝加哥学派，对哥伦比亚学派作为传播研究源头正当性提出质疑。(11)英国的文化研究不仅认为哥伦比亚学派的效果研究问错了问题，而且划清了自己的受众研究与哥伦比亚学派的受众研究的界线。(12)……也可以说正是这些反对者不约而同地把批评指向拉扎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学派，才显示出了后两者的重要性。 但是这些哥伦比亚学派的反对者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将问题简单化了。他们为了树立对立面，选择性地挑选证据，共同制造了一个名为哥伦比亚学派的稻草人，忽略了该学派的某些重要探索和贡献。本文无意为哥伦比亚学派辩护，因为它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本文想通过剖析对哥伦比亚学派的批评，悬置传播研究史上“派系之争”导致的偏见，把婴儿和洗澡水分开。通过诠释关键文本，理性地评价哥伦比亚学派的得与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健康积极的心态讨论中国的传播研究。 哥伦比亚学派＝有限效果？ 在人们的印象里，哥伦比亚学派对于传播学最大的贡献——抑或对批评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提出了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理论。它既证明了宣传效果有限以及民主制度的有效，同时，在批评者看来，它也转移了对大众媒体经营者的指责，维护了既有体制。在多数传播理论教材中，都采用了魔弹论——有限效果理论——新强效果理论的三部曲结构来叙述传播研究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