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立的媒介还是权力的媒介 新闻机构是专业性的独立机构，新闻生产是专业化独立生产。这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几乎是个常识。贾恩皮德罗·马左莱尼（Gianpietro Mazzoleni）曾以“哥白尼式的革命”来评价意大利传媒的历史变化：“昨天，一切围绕着党派；今天，一切都围绕着媒介，并局限于媒介的空间”①。舒德森也指出：“媒介看起来正成为一种独立于政党的、自主的力量”②。绝大多数奉行自由多元主义立场的学者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也都以此为出发点。塔奇曼在Making news中开宗明义：“本书更关注新闻专业主义以及来自新闻专业主义的决定是如何成为组织需要的产物的”，认为“新闻从根本上说具有一种机构的属性”，具体包括：“首先，新闻是一种向消费者发布信息的机构方式”，“第二，新闻是合法机构组成的联盟”，“第三，新闻是由以组织方式而进行工作的专业人员来采制和传播的”③。吉特林则认为：“新闻业的惯例是以新闻组织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兴趣为基础的，往往从对各种社会现实的筛选中得到体现。日复一日，常规的组织程序界定了‘报道’，塑造了领导人以及他们所持的观点，并且传达了该如何认识领导人的态度。只有在政治危机或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出现较大变化的时候，政治经济领导才会偶尔直接介入或干涉现行的新闻惯例。”④ 总之，从新闻传播机构出发，或从新闻组织的日常“惯例”出发，是他们研究新闻生产的一大特点。 与此相反，集中于欧洲大陆的一批持“批判”立场的学者认为，独立媒体或独立的新闻生产不过是个神话，媒体从根本上来说扮演的就是阶级统治“附庸”的角色。对于这种角色扮演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解释强调了经济力量——尤其是媒体所有权、广告、市场结构和逻辑——在塑造媒体上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这类解释出自于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和伦敦中区理工大学（后来更名为威斯特敏斯特大学）。另一种更为激进的另类解释则出自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他们将媒体的从属地位主要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是记者将宰制性文化中的各种假设无意识地内化到自身当中，以及他们依靠强势群体和机构作为其新闻来源。”⑤ 因此，专业化只是新闻生产的一种技术形式，它是为一定的经济或政治权力服务的。 独立的媒介还是权力的媒介？这不应该是一个公理的问题，而是一个经验事实的问题。既如此，上述无论哪一种学术立场的哪一种答案都不具普适性，更不能成为我们研究问题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 二、专业主义与功能主义社会学 大约上个世纪9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在国内新闻学界开始流行；进入新世纪，这个拿来的“主义”又得到业界人士的广泛认同⑥。既然作为一种“主义”，它在理论上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在实际工作中的统领作用自然不言自明。的确，百余年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新闻专业主义”的旗帜虽然在明枪暗箭中“伤痕累累”，但至今却仍然高高飘扬⑦。 所谓“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无非是指人们对一定专业在社会生活中的性质（地位）、功能和作用所持的基本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操作原则。如果这个理解大致不错的话，那么，任何一个成熟的专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主义”，否则也就不成其为专业了。 社会学界普遍认为，“专业”（profession）是从“职业”（occupation）发展而来，职业又是由社会分工产生。威伦斯基（Wilensky）通过对一些专业组织的历史考察，认为一种职业发展成一个专业需要经历以下五个阶段：第一，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full-time）的职业；第二，建立起训练学校；第三，形成专业协会；第四，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管自己的工作；第五，成立专业协会并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⑧。从“职业”到“专业”是否一定要经历这些阶段？它们是否构成“专业”的基本特征？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专业”是“职业”发展的更高阶段，意味着职业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并赢得社会的承认、法律的支持。 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涂尔干就对社会分工做过专门论述。在他看来，社会分工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上，“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的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他主张，“在高等社会里，我们的责任不在于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而在于使它们不断集中，使它们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发展的等级越高，它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因为“社会的凝聚性是完全依靠，或至少主要依靠劳动分工来维持的，社会构成的本质特性也是由分工决定的”。⑨ 为什么越来越细化的分工反倒能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呢？这与自斯宾塞以来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传统有关。 斯宾塞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类比，认为社会结合体和有机体一样，从单细胞或各部分未分化状态发展到各部分不同的分化状态，这些不同部分要各司其职就不能各行其是，而必须相互依赖和配合，社会越是“进化”，各分化部分就越是独立，同时它们之间的依赖性也越强⑩。斯宾塞的这一功能主义思想在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显然，这种功能分析“更多地是由生物科学引申出来的”(11)。涂尔干之所以不仅将分工视为社会团结的主要根源，而且视为社会道德秩序的基础，也是基于这种功能主义的思考。他说：“人活在社会有机体里，总得去完成一项特殊职能，因此他必须预先学会怎样作为一个器官而发挥作用”，“当每个器官都获得了自己的特性和自由度的时候，有机体也会具有更大程度的一致性，同时它的各个部分的个性也会得到印证”(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