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于风险社会时代，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免疫于危机，那么如何规避、减少以及分担风险是个人、组织、国家以及社会维持存续与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风险的客观存在特征以及行动者对风险的判断、认知、预期以及态度共同决定了行动者会选择怎样的工具、方法以及制度安排来应付。我们又处于一个信息社会，尤其是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主要技术特征的新媒介在危机信息传播中展示了它的双面性：一方面，风险信息的传播有助于风险管理，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成为已有风险的“推进器”和新风险的“发动机”。风险传播涉及政府、媒体和公众，它们之间良好的传播秩序建立对于风险的防范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风险传播中的议题博弈 在风险的治理中，我们不能忽视客观存在的风险，同样也不能忽视影响风险判断、认知的信息。风险信息能否公开、透明、科学的传播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 风险信息与普通信息相比具有以下两点特性：第一，风险信息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风险认知与判断处于一种混乱的、模糊的、不知所措的状态。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核心范畴，不确定性，包括科技导致不可控制的事故，人们无法对之进行准确的预测，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甚至使人不再能确认那些本来只属于自己的行为；人类活动还会产生环境变化等长期后果，现代风险超出了人们预先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也超出了目前保险手段所能覆盖的范围。SARS爆发前人们对之几乎一无所知，转基因食品将会带来什么后果恐怕谁也说不清楚。而这种“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恰恰是自反性(reflexive)现代化的产物。①第二，风险信息不足、失真与扭曲，使公众缺乏准确判断的完整信息，导致社会的极度恐慌和过度反应，即集合行为。集合行为中主要的信息形式是流言。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流言的流通量(R)与问题的重要性(i)和涉及该问题的证据暧昧性(a)之乘积成正比。流言发生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流言通常是围绕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涉及切身自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发生的；其二，来自正式渠道的有证据的信息不足、状态的暧昧性增加，会推动人们去通过流言渠道寻求信息。 目前中国公开、透明、科学的风险信息传播受制于三种力量——政府、媒体、公众所构成的舆论格局，是三方共同博弈的结果。可以这样说，信息将这三者联结在一起，使其发挥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衡，形成了一个动态的风险信息传播系统。 在传统媒介时代，政府、媒体、公众在信息传播中相互影响和相互制衡大多数时候只能停留在理想之中。由于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交往不发达，信息传播和通讯技术手段落后，公众的信息来源、渠道也相对单一，政府“内松外紧”的宣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控制媒体，从而控制危机和风险信息，防止社会的恐慌和骚动。 在新媒介②时代，特别是网络、手机的兴起以后，传播的主体、客体、技术、内容、形式，以及传播信息的数量、速度、传播观念等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民间越来越多显示出与政府、媒体对话的可能。在新媒介生态下，民间通过新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入了舆论格局的博弈当中。同时，新媒介还改变着信息传递的方式，信息传递由单向度向双向互动转化，或者向多向互动转化。政府原先对信息管理的独占遭遇了双重“洗礼”，一方面，新媒介提升了信息传输的效率：它支持点对点和互动性的传播，改善了政民沟通并创造了资源共享。另一方面，新媒介使政府对信息管理的权威受到了摇撼：政府一旦丧失了舆论影响力的主导权，会处于一种劣势，一种失语的危险状态，其权威性和信任度就会受到挑战。简言之，当今中国正处于政府、媒体与公众信息传播博弈阶段，这在风险传播议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博弈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即政府议题V.S媒体议题与公众议题，媒体议题V.S政府议题与公众议题，公众议题V.S政府议题与媒体议题。 1、政府议题V.S媒体议题与公众议题 2002年11月起发生在中国广东部分地区的非典型肺炎(SARS)，几个月之内蔓延成本世纪第一场疫情灾害，并由疫情酿成了一场社会危机和媒体信任危机。在4月5日前，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封杀，媒体表现为沉默、失语。笔者在权威的人民网网站上，检索到有关非典的最早的报道竟然是2003年2月11日的《广州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甚至到了3月间，广东一家报纸有关SARS的报道仍被认为不合时宜。由于政府未能及时发布完整的疫情，导致“肺炎流行”的传言开始大面积扩散。据广东移动通讯的短信流量统计，从1月16日起三日内，用户共发了12600万条短消息。而极度泛滥的信息带来了灾难性的社会大恐慌。 与SARS的信息发布形成鲜明对比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信息发布，地震发生在5月12日14时28分发生，中国政府在14时46分就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方式第一时间公布信息，让民众能及时了解到地震的发生，解除民众的焦虑，维护社会稳定。国家领导人及地方政府官员对于事发后的及时抢救，抗灾情况及捐助情况的信息，都能在第一时间公开。这一次，政府信息公开的真实性走在了谣言的前面，为抗震救灾的胜利赢得了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