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0)05-0010-04 在某种意义上，教育研究主要包括对两个方面的关注：问题与方法。一般来说，问题决定方法，方法服务于问题。从历史上看，对“教育何所是”与“教育何所为”这类教育研究中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问题，人们习惯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进行回答，而近代后，对其的论证和运用，人们却更偏向于选择科学规范的方法。不同的时期选择不同的方法反映出人们对该问题理解的不断深化，同时也反映出教育研究追求多元化发展的一面。需要承认的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使教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对方法的过分强调却往往导致了研究中方法大过问题、问题经常被方法所消解的现象，教育研究也成了方法“新”结果自然就“好”的一种活动。“教育是训练对于生活的探险；研究则是智力的探险。”[1]方法是教育研究的灵魂，好方法的选择可使研究事半功倍，但方法却不应该决定研究的目的，一旦方法大过问题，教育研究将失去生活探险的意义，从而变成一个枯燥无味的过程。在教育学呼唤回归生活、走向实践的今天，教育研究是继续恪守思辨的道路，还是寻找更为科学的方法，抑或转向对科学与人文的超越？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必须从回顾和检讨教育研究中的方法情结开始。 一、教育研究中的方法情结 问题的性质决定了选择何种方法对其进行研究，而恰当方法的运用又会反过来促进人们对该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回答教育是什么的问题，根源于教育活动的生活性与人文性。这种研究从最本真的教育活动出发，以经验描述的方式对概念进行不断的追问，进而形成了一个内容庞杂、名目繁多的教育学理论体系。这是一种紧贴教育实践的、充满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的朴素的研究活动，从形式上看是散乱的，在内容上则关照着人和人的全部生活，是对教育事实和教育现象最真实的反映，其中并不乏对教育的真知灼见。但是，以思辨为主进行的教育研究活动，由于其视域的狭隘和手段的单一，大多流于理想化，容易剑走偏锋，实用价值有限。如柏拉图对哲学王的构想和卢梭“自然人”概念的提出均属此列。他们要么从德性出发论证教育的立场，要么以自然界为参考描述一种“好教育”的状态。在这种论述中充盈着人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向往和企盼，也寄托着人对教育的美好憧憬和希望。这类研究强调对教育问题进行哲学分析，或者把教育研究看作哲学研究的一部分，侧重于从理想的角度理解教育，并把教育看作为促进人性的提升、实现灵魂转向的活动。但“哲学……的一切都是有争议的，任何一个表态都是个人信念的事情，都是学派见解的事情，都是‘立场’的事情”[2]，哲学思辨使教育研究中被夹杂了大量的主观因素，对教育的客观性和现实性则未多加考虑。 为了弥补这种不足，更为了强调教育研究的当下性，赫尔巴特等人试图结合18、19世纪始兴盛的科学实证方法来重新诠释教育学。他们认为教育学是以实践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为“教育者自身所需要的一门科学”[3]，并从学生的“可塑性”出发，主张用科学的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教育研究，从而建立了一种以实在论的教育目的为基本导向的严密的教育学体系。经由戚勒、斯托因等人和一些英美学者的发展与推广后，教育研究更加注重对教育行为的拆分和对教育规律的发现，从而使教育活动开始变得有章可循、有例可依。虽然从总体上看，赫尔巴特等人对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努力仍未能完全摆脱哲学思辨的影响，但科学方法在研究中的引入却开拓了研究者的视野，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思辨研究语焉不详、体系散乱的缺点，且突出了方法意识，深化了教育研究的整体范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进入工业时代后，科学理性全面渗透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从总体上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在这个追逐现代性的过程中，教育研究开始全面借鉴自然科学的种种规范，并以科学的方式来指导教育实践，实验教育学的出现便是其有力的佐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普遍相信“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的命题，力图使教育研究与教育实际之间建立起标准的一对一的关系，即教育实际中有什么问题出现，马上便可以在教育学理论中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的教育学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使得教育研究者们沾沾自喜，并坚定不移地相信，只有科学的教育学才是最完美的。自此，教育研究中的科学方法意识逐步强化，并逐渐演变为强调以寻找教育学的逻辑体系、思想体系并担当一定的社会生产意义的活动。在自然科学方法的推动下，教育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解释教育现象和进行教育操作的可控性技术，其实用效应在不断加强，但蕴含着的人文关怀却逐步消散，教育被解析为一个个的要素或部分，人和人的生活被变成了一种诸多要素的堆积，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个别性，成为纯粹理智的、干瘪的东西。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研究从纯粹哲学思辨的极端又走向了纯粹科学实证的误区。 可以说，在教育研究中，不管是采用思辨的方式还是科学的方法，都是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对教育进行的论述，这类研究都力求想选择恰当的方法来得出关于教育的真知，但均未能如愿，其原因在于太过注意方法的规范，往往容易忽略教育研究自身的问题。哲学思辨的方法因其人文情怀能够凸出教育发展人、提升人的一面，因而被最初的教育研究所借鉴，但在工业时代，却因为不能符合理性化、标准化的时代要求而备受争议。科学的方法注重有力的证据和完备的实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对现实的教育进行解释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却因其就事论事的实证取向，容易把教育看作是被分解的要素和静止的活动，因而忽略了教育的超越精神而受到指责。表面上看，上述方面仅是对选择何种方法的争执，但若深究的话就会发现，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对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追问，即教育研究究竟是以方法为目的还是以问题为目的？笔者认为，问题大于方法，方法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和途径，必须由问题来决定方法，而非方法来决定问题，因此教育研究必须是对教育问题的研究，而非某种方法的简单运用。事实上，教育研究是对教育的生活探究，在这个探究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理想性的一面，又要不断关注脚下的现实。因此，选择何种方法来进行研究，要视问题的性质和具体的情境而定，如果对研究方法的选择超过对教育问题的追问，教育研究将沦为一种纯粹的技术，从而失去自身的意蕴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