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实质意义的演变:从理论到台湾经验的检证

作 者:

作者简介:
姜添辉,台湾台南人,台湾台南大学教育学系主任,教授,台湾教育社会学学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课程知识社会学、教育政策与改革等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现代功绩主义社会强化个人专业能力与职位之间的连结性,因而强化教育文凭的法定功能。此种连结逐渐促使教育产生制度化的发展,亦即个别国家试图以教育手段,改善社会不均等及促进社会进步。此种教育制度化发展显现于个别社会积极推展义务教育,甚至提升高等教育的就学机会。本文以台湾为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剖析此种发展趋势,进而指陈,就学机会的提升甚至普及化仅是达到形式化的均等,更重要的是须检视教育结果是否达到均等性。台湾的历史经验显示出,尽管义务教育确保不同阶级学童的就学机会,但中上阶级家庭子女的学习表现却普遍优于劳工阶级子女。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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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0)03-0007-08

      一、前言

      伴随社会变迁,教育转变其意义与功能,在封建社会,教育功能与就业市场脱节,其主要意义是身份象征,借由教育以取得教化的身份地位,由于此种象征身份大多局限于上层社会人士,因而其稀有性足以产生拥有(possess)与否的差异效应,进而凸显拥有者超越一般平民的卓越性。①但伴随生产技术的深化,职位与专精知识/技能逐渐产生密切结合②,因而强化了教育的实质运用功能。此种结合也意指,通过教育不仅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并可增进更广泛的向上流动。此种教育的解放与救赎功能逐渐转变为社会共同的期望③,此种社会期望也逐渐融入社会价值体系中,并产生相关机构的建立与扩张。此种制度化的发展几乎是全球性的运动,即许多国家致力于建立初等教育体系,之后引进义务教育政策,进而扩张后续教育阶段的就学机会。尽管义务教育政策确保受教育权,但这仅是表面化的均等,教育结果却呈现高度的不均等,即中上阶级家庭子女的学业表现往往明显优于劳工阶级家庭的子女④。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此种差异并非起因于个人的心智条件,而是社会文化因素,由于学校课程着重抽象与逻辑的学术型态,而且不同社会阶级家庭构筑了不同类型的学习情境,因而不同阶级学童发展出不同的语言以及思考模式。大体而言,中上阶级的语言模式较能契合上述学术性课程⑤,其思考与理解模式也较有利于他们进行学习⑥。

      尽管存在此种不均等的教育结果,但是“国小”教师往往受限于技术效能的思维⑦,致使以心理学的相关概念看待高低不等的学生成绩,因此成绩表现往往被视为个人心智能力与努力程度的结果⑧。此种工具理性思维也使许多教师关注于结果面的表现,而非学习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因素,此种成绩导向并转为教学关注取向的专业认同文化,这乃由于教学是教师进行专业实践的关键途径⑨。此种技术效能容易使许多教师忽视社会文化对学生学习表现的影响,欠缺文化批判的视野将使教师追求表面性的教学效能,致使难以改善结构性的不均等教育结果。本文以台湾初等教育制度沿革为例进行分析,并引述相关文献,以论述义务教育政策仅是确保受教育权,此种就学机会的普及化仅是量的概念,若要在质的方面进行提升,则需关注教育结果的不均等,并将之视为社会现象而非个人因素的产物,同时应从师资培育课程着手,以赋予教师相关的素养。

      二、社会价值观与义务教育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⑩揭示,个体行为源自行动者的内在价值信念,而价值信念则是经由社会化历程吸纳存于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因而支配社会文化内涵的价值观便得以支配社会成员的行动模式。这使得统治阶级须持续运作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以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转化成社会的主流文化,以达到支配社会成员的目的。雷同于此,福柯(11)亦指出,有效的社会控制不是基于武力胁迫,而是概念的教化,通过教化手段足以使社会成员吸纳特定价值观,因而产生自我规训(discipline)的作用,亦即内化概念使个体产生自动迎合的行为,因而社会控制不再以权力的直接施为,而是以教化概念为手段,使个体成为驯化的身体(docile body),此时由于社会成员已拥有对应概念,所以他们会产生自动迎合的行为。上述社会价值信念的影响力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并且扩及其他范畴。相关研究发现,个体消费行为并非起于自身的真正需求,而是资本家运用广告与宣传等手法赋予高阶商品的新价值,诸如品位、时尚、风格与个性等,此种新商品价值开启新的消费欲望,致使许多社会成员致力追求不切实际的昂贵商品。(12)这如同马克思所言的(13),人与商品的关系从使用价值(use-value)转向交换价值(exchange-value),个体关注的并非商品的生活功能,而是其社会象征,因而改变个体的消费模式。此种关联性就如鲍德里亚所言的(14),商品产生想象(image)的意义,因而激发个体拥有商品的欲望,此种新价值观使个体屈从于虚幻的商品象征。卢卡奇将此种现象概念化为物化(reification),亦即个体的主体意识让渡于物的表面魅力,肤浅的物质象征取代深层的精神意义。(15)

      上述分析显示,价值观与个体行为存在密切的关联性,此种现象也存在于教育体系的发展过程中,甚至产生制度化的变革。卡尔·马克思年代的生产体系存在低技术的普罗化(proletarianization,亦有人翻译成无产阶级化)特性(16),但是工业社会的推进逐渐产生技术深化的现象(17),因而强化技术与职位之间的关联性,并且扩大技术人员的需求量。此种连结进而强化教育训练的重要性,学校文凭也逐渐取得正统的地位,并且被视为促进社会进步以及社会流动的利器(18)。戴尔将此种社会期望解读为救赎与解放的功能(redemptive/emancipatory),亦即借由教育途径得以向上流动。(19)如前所述的价值观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此种对教育功能的期望也逐渐转变为共识性的社会价值观,它不仅使许多社会大众认可其重要性,并且也促进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这如同梅耶所称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的现象(20)。在此种制度化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国家投入可观资源以扩张教育规模,明显的现象是,先开创并推展初等教育,继而普设中等学校,接着是扩张高等教育。接续段落将陈述台湾义务教育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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