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0）02－0160－08 当代教育的危机归根结底是教育价值的危机，即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体系的危机。当代教育价值失序主要表现为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教育的工具价值对内在价值的僭越，现实价值对理想价值的放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上，现代教育的价值失序表现为占有式关系取代生存式关系；在人与社会维度上，现代教育的失序表现为个体主义的张扬取代“公共善”的价值求索；在人与其自身的关系维度上，现代人已经失去了其反思能力，存在的整体性已经裂为碎片。这就是现代性背景下教育总体的价值危机。而对当代异化了的教育价值的反思与批判，则是回归教育本真价值的必由之路。 一、人与自然的价值失和：对立与宰制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总体转变”，现代性的特异之处就在于，科学一方面取得了对于哲学的胜利，科学几乎全盘接管了哲学的任务，哲学几近为科学所“终结”；另一方面，科学取代了对于宗教的优势地位，宗教被迫承认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世俗价值。面向“现实之物”的科学，前所未有地打造了一个人的欲望所指的世界图景，从而欲望的满足而非沉思存在的意义成为教育现代性的主导价值。 （一）自然的陨灭 “自然”（nature）在拉丁文中最初指诞生、生长。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有七种含义：生成或生长；所有生长的种子；自然物生长的源泉；自然物的基质；自然物的本质或形式；一般的本质和形式；自身具有运动本原的东西的本质。[1]126“自然”因而意味着持续生产着生命的东西。希腊人将“自然”等同于“存在”或“最高的显现者”。[2]61亚里士多德总结说：“自然是一种原因，并且就是目的因”[3]65，“自然”在希腊人的思想中是事物的严格秩序［physis］，它比约定俗成的法规［nomos］重要。只有合乎“自然”才能达到道德和智识的完善。 对人和自然加以明确地区分始自近代哲学。从笛卡儿开始，存在者即被把握为客体——可以被测量、计算之“物”；能对客体测量和计算者则被称为主体。这种哲学的致思方式是在主观性中寻求它的最终根据。[4]97“客体”（object）来自拉丁文的objectum，意思是被扔到或被放在面前的东西——从而是一种需要加以征服、操纵和变形的障碍物。当且仅当真理转变为表象的确定性之际，我们才达到了作为研究的科学。海德格尔指出，“作为研究，认识对存在者作出说明，说明存在者如何和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表象所支配。当研究或者能预先计算存在者的未来过程，或者能事后计算过去的存在者时，研究就支配着存在者。可以说，在预先计算中，自然受到了摆置，在历史学的事后计算中，历史受到了摆置。自然和历史便成了说明性表象的对象。这种说明性表象计算着自然，估算着历史。只有如此这般地成为对象，如此这般地是对象的东西，才被视为存在着的。唯有当存在者之存在在这种对象性中被寻求之际，才出现了作为研究的科学”。[5]896 自然最初被认为是人们取法的意义之源，西方古典哲学的“自然正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殊途同归。随着主体哲学的兴起，人们相信通过数学以及实验的方式完全有能力去破解宇宙的奥秘，人类积累的生产生活经验也使人类确信他们足以发现自然的发生发展规律并为其所用。培根将这种理解、占有自然的欲望表述为“了解”（自然）是为了“控制”（自然）。自然由此成为人类改造与克服的“对象”。到了现代社会，自然不仅是“对象”，而且还是人类的敌人。为了更好地生存，人类就必须向自然宣战，并对其“立法”；而所谓对自然的“保护”，则是建立在自然是欲望满足的资源这一哲学基础之上的。从亲和，到对立，再到敌对，自然角色的转换背后隐藏着人类改造自然、占有自然、控制自然的良苦用心。人类渴望欲望的满足，而人类积累的占有自然、控制自然的知识与能力，恰恰提供了满足这一需要的途径，这恰恰也成为当代教育价值的基本取向，即教育成为满足人类欲望的“上手工具”。在近代教育史上，“自然教育”差不多成了一种教育理想的代称。而今天人们所指的“自然教育”，则出于人类生存对于环境保护的需要，与古典意义的“自然”已经相去甚远了。现代教育将对自然的改造以及与这种改造相关的经济成就称为人类智识与能力的“成功”，其价值的“经济人”、“政治人”取向，即缘于此。 （二）技术的宰制 在现代性中，“自然”之“外”与“人心”之“内”的矛盾变得如此突出，以至于人对自然知道的越多，对“人”知道的就越少。弗洛姆颇有感触地说：“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入在这些方法的网罗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他具有关于物质的全部知识，但对于人的存在之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才能创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却茫无所知。”[6]25这也许就是现代最为触目惊心的生存悖论。 对自然的征服经由技术。技术决定了人自我认识的方式、对存在者的存在的设计方式、对存在者的真理的本质的限定方式以及人据以取用存在者的真理的“尺度”的方式。[7]73现代技术的本质由此是“座架”（Gestell）。所谓“座架”是指那种将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的促逼着的要求。[2]937座架摆置人，它挑动人把一切在场者当作技术的持存物来订造。座架是一种解蔽方式。但作为一种解蔽方式，座架总以自然的可计算性、可谋算性为前提，总是以本真的物性和人性的丧失为前提。海德格尔由此认为人所信奉的现代技术本身正是“最高的危险”。[2]944对于技术来讲，只有在事物被理解为可控制、可操纵与可预见之际，它才显示为价值。因而惟当世界中已经包含了机械装置，科学才把世界纳入其概念构造中，从而通过技术控制自然，通过医疗、教育、国家政治而控制身体和心灵的目的才是可能达到的。[8]1011技术不仅控制着自然，并且这种控制也日益深入到人的控制领域。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认为的技术力量的倒置——技术由本来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解放人类的力量，变成一种政治统治的手段。尼布尔甚至认为人的可悲命运正是产生于人在本源处没有能力解决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以致人征服自然的工具变成了增加人类社会问题的工具。[9]2现代科学与技术不是忙于对人或事物的沉思，而是忙于对人或事物的谋算，其所谋算者乃是人或事物的市场价值与更为廉价的多种可能性，它将包括人本身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变成计算和控制的对象，从而把“存在”问题彻底地抛于脑后。海德格尔批判地指出：“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求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质中进行买卖，并因此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之中，这种计算行为在并不需要数字的地方，统治得最为顽强。”[10]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