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科教育的新理论与新实践

      一、社会科的动摇

      日本的社会科开设于“二战”以后。进入21世纪的转折期，社会科的通用定义和观念开始受到动摇并变得暧昧。其原因大致有三点。

      第一是教育政策和行政上的变化。政府以及文部科学省从2007年开始相继修订了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和学习指导要领（即课程标准——译者），重新修改了教育目标和学校教育目标。教育目标再次被确认为培育“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同时增加了培养爱乡情、爱国心之类的新内容。“以培养作为生存于国际社会的、民主和平的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所必需的公民资质之基础”这一社会科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但因相关法律的修订，教学内容则附加了一些新的项目。

      第二是学校教育的改革和作为其中一环的社会科的改革。到了21世纪转折期，东京都品川区、广岛县吴市等地区在教育特区推出了小学和初中一体化的新教育计划以及为实现其计划的课程，并付诸实施，由此开始了来自教育第一线的改革。作为其改革的一部分，社会科也创造出了不同于以往那种依据学习指导要领开设的社会科。其代表为品川区(2004)的“公民科”。①“公民科”源于东京都杉并区和田初中创设的“人世间科”。这一改革推动人们去思考现实生活中的学生到底需要什么，动摇了社会科的既往观念。

      第三是社会科教学实践的变化。日本至今为止开发了许多社会科教学模式。但是，大部分将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和理解作为教学的重点，也就是所谓的关于社会认识的教学。到了21世纪的转折期，以往社会科中所没有的价值、规范、规则和秩序等概念被提出来了，并出现了致力于改革社会科教学的研究人员和教师，他们推进了对社会科教育的重新认识。

      至今为止，社会科被定义为“通过社会认识的形成培养公民资质”的学科（内海1971）。这是1947年以来一直保持不变的定义。然而，1989年的学习指导要领却废止了小学低年级和高中的社会科，分别由生活科、地理历史科和公民科取代。这些变化促使人们重新质问什么是社会科。

      二、1990-2000年代社会科和公民资质教育的动向

      （一）社会科模式的多样化

      在21世纪的转折期，日本的社会科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旨在理解社会的社会认识教育与公民资质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之间的联系变得多样化了。在社会科领域，社会认识教育和公民资质教育之间的联系模式比较典型的有以下三种，分别用图1、图2和图3表示。

      

      图1 模式1分离型（through型）

      

      图2 模式2整合型（for型）

      

      图3 模式3关联型（by型）

      图1的模式，笔者称之为分离型（through型）。这种模式试图保持社会认识教育和公民资质教育之间的并列而又关联的关系。日本社会科教育界60多年以来一直参照这个模式。该模式是以社会认识教育和公民资质教育的彼此独立、相互分离为前提的。可以说日本多年来一直以模式1为基本范例来定义社会科，并探索社会认识教育和公民资质教育之间的关系。

      图2的模式，笔者称之为整合型（for型）。这种模式试图将社会认识教育与公民资质教育重叠起来，使其指向共同的目标。该模式把社会认识教育纳入到公民资质教育的范畴内，构成目的—手段关系。即公民资质教育是目的，社会认识教育是手段。其特点是，社会认识教育是为了公民资质教育而进行的。迄今为止，以图2的模式作为范例的社会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多。

      图3的模式，笔者称之为关联型（by型），这是将社会认识教育和公民资质教育的一部分重叠而联系起来的模式。社会认识教育和公民资质教育的一部分虽然重复，但各自具有独立的目标。其特征是在重复的部分里将公民资质教育和社会认识教育结合起来，追求新的目标。以图3为范例的社会认识教育和公民资质教育虽然各有各的目标，但它们又有重叠部分。新的社会科理论正是以两者的重叠部分为中心建构的。这个重叠部分相当重要。在此部分，社会认识教育和公民资质教育产生了新的领域。1990年代后这种新的实践在日本相当活跃。

      （二）从世纪转折期到21世纪初的社会科教育的走向

      1990年以后，日本社会科教育的理论和教学研究趋于多样化。战后长期保持不变的“通过社会认识的形成来培养公民资质”这一社会科的定义开始受到了动摇。这种动摇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社会科学教育论”的提出。该理论将社会科限定于“社会认识教育”，不再顾及公民资质教育，并把社会科的任务限定于可实证且具有可能性的事情上，由此来保证教育的科学性。这就是所谓的“狭义社会科”论。即以地理学、历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为基础，将科学研究成果纳入学校教育中，让学生学习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由此改造了社会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