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视角的转移与战后西方教育史学

作 者:
周采 

作者简介:
周采,安徽庐江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教育史学史(江苏 南京 210097)。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生过两次转变,一次是从传统史学转向新史学,另一次是叙述史学的复兴,形成今天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新新史学“三足鼎立”的格局,这种状况对战后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试图分析“自下而上的”西方教育史学发展的国际史学背景,并从比较教育史视角述评战后西方主要国家自下而上的教育史学。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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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教育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在其发展早期,更多与师范教育的发展相联系。而在当代教育史学科发展的职业取向逐渐淡化甚至退出教师培训课程的背景下,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取向却方兴未艾,更多受到西方史学发展趋势的影响。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生过两次转变,先是从传统史学(the old history)转向新史学(the new history),后来是叙述史学的复兴。经过两次转向,西方史学形成了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新新史学(the new new history)“三足鼎立”的格局:先前被新史学排挤出史坛统治地位的传统史学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由于近年来新史学缺陷的暴露和“叙述的复兴”,还颇为活跃。①有证据表明,西方史学的上述嬗变对西方教育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从宏观层面分析“自下而上”的西方教育史学发生和发展的国际史学背景,并从比较教育史视角述评战后自下而上的西方教育史学。

      一、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新新史学

      20世纪西方史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即新史学的崛起及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新史学相对而言的传统史学是指19世纪末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基本特点至今无本质变化的西方史学,也称老史学,其研究对象是以上层精英分子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史;研究方法上注重研究原始的档案资料和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记录;在理解史料和解释历史这个方法论环节上排斥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

      “大体上说,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是传统史学统治西方史坛的时代,进入20世纪60年代其统治地位受到新史学发展浪潮的猛烈冲击,自那以后直至今日,传统史学虽然依旧存在,但其史坛执牛耳的地位已丧失,而由新史学取而代之。”②新史学的产生与崛起是西方各国几乎同时出现的自发现象,其成分十分复杂,它是各种具有不同方法和理论倾向的史学新流派的总汇,但学术界公认法国年鉴学派是西方新史学的骨干。在内容上,新史学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史,主张尽量扩大史学研究范围。20世纪60 年代,一部分西方激进史学家又明确提出“自下而上的史学”的口号,以反对那种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自上而下的史学”,即精英史学,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在方法论上,新史学借鉴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语言学和心理学对新史学都有重要影响。在认识论方面,新史学反对传统史学崇拜单纯幼稚的客观主义而将史学研究的客体与主体相分离的观念和态度,公开承认史学家的主体作用。

      1979年,斯通发表《叙述史学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一文,认为20世纪70年代在观察和写作历史的方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科学史学的中心信仰———即“对过去的变化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科学解释”乃是可能的———已经广泛地被人摒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类生存最为变化多端的各个方面重新产生了一种兴趣,同时伴随有这样一种信念,即“群体的文化、乃至个人的意志,至少潜在地也和物质生产与人口增长等各种非个人的力量是同等之重要在起着作用的变化因素”③。对具体的各个人的经验的重新强调,导致又回到了叙述型的历史学,被称为“新新史学”或“新的老史学”(the new old history) 。从内容上看,新史学偏重经济史、社会史,而新新史学偏重思想(心态) —文化史;前者着重研究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后者则侧重研究一定环境下生活的人们自身的主观状态;前者在考察规模上是宏观的,后者则主要是微观的,即“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在方法论上,新新史学虽然也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不像新史学那样依靠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和地理学,而主要与人类学、心理学相联系;新新史学放弃了新史学所倚重的计量方法,主要依靠直观的分析判断来处理资料和形成解释;在历史编纂上,它放弃了新史学的分析方法或问题取向而回归叙述史学。

      2008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通过对冷战后全球范围内历史写作的总体考察,总结出全世界历史写作的五种趋势。第一,向文化史和语言学的转向,其重要结果就是“新文化史”的产生。第二,女权主义和性别的历史。文化的方法非常便于研究包括妇女的历史在内的下层民众的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起,妇女、性、种族、民族和阶级在历史写作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第三,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联合的重新定义。虽然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在文化和语言学的转向中遭到贬抑,但仍然是分析全球问题和地区分歧不可或缺的工具。第四,对民族主义历史的新挑战。冷战后人们抛弃了统一民族的观念,强调种族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历史中的地位。第五,世界历史、全球历史以及全球化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以后,世界历史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由一批社会科学家所开创的世界体系理论,二是“从全球的视角”来分析历史,两者经常重叠,但存在细微区别。④

      二、自下而上的历史学

      “自下而上的史学”(history from below) 也称“基层史”或“草根历史学”(Grassroots history),因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逊1966年发表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学》而得名。1985年,英国出版了一本名为《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的论文集,讨论了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有关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有人认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学只属于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但有人坚持它属于一种新型的史学领域。重要的是自下而上的历史学反映了历史学研究对象的转移,把注意力从统治者和精英人物转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活动和经历。即使在今天,仍有不少历史学家坚持认为人民群众没有历史,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有些历史学家虽承认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又强调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经历无法了解和认识。包括一些标榜“科学的”历史学或“新史学”的历史学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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