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0)02-0166-06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华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期，也是中国学术充满活力、奔突跃动的最为显赫的原创期。中华文明起源虽非最早，但却是至今未曾中断、不断有所创新的文明。其独有的民族文化特征，诸如对立统一的阴阳观念、彰显文明化育的人文精神、崇德贵群的人格意识、中和境界的美好追求，以及富有战略思考的总体思维，促使我国古代先哲创造了辉煌灿烂、足以启迪后世的原创性的文明文化成果，体现了极强的创新精神和超凡的创新智慧。中华文明无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在此期都是独一无二的。恩格斯在评价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时曾经这样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1]处于大体相同时代的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的各种学术也体现出同样的意蕴与价值，具有历久弥坚的影响力。 在我国春秋战国之际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原创性学说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原创性教育学说。所谓原创性教育学说应该是指“由某人或某个学派提出的具有首发性、原典性的，对某一或某些教育问题的原初观念或主张”[2]。研究春秋战国之际原创性教育学说，特别是儒道两大文化系统的教育学说产生的历史动因，揭示其原创精神的特质，纠正千百年来僵化的偏颇认识，发掘其固有的学术精华、闪光的精神境界，将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教育理论创新和教育实践的革命性变革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一、学术原创精神的生成动力——“轴心时代”的急切呼唤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各有独特的历史贡献，都居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地位。就历史文化绵延不绝而言，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是独一无二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其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曾将人类历史中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这段创造了辉煌历史与文化的时期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此历史时段，古希腊、古印度、中国和以色列等国家几乎同时进入了空前伟大的哲人时代，构建了人类最初的精神结构，这一历史时段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举世公认的文明发展观认为，在轴心时代里，其标志性成果是中国的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革大跃动促成的诸子百家智慧，古印度的佛教智慧以及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法学等。世界四大古典文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和轴心文化的开创者——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各派思想家；在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为代表开创的佛陀的时代；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或显或隐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轴心时代的文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精神传统，对现代人的精神文明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直到今日，人类仍然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重新被它激发思想才智。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精神动力。复归到这一开端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3]可以说，当代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通过文化创新与发展带来的以精神文化为内涵的创新精神的复兴和再创辉煌。 春秋战国之际以各种学术创新性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文化属于多元轴心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的轴心文化一样具有旺盛的“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这种“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其前所未有的原创性及原创精神上。因为是原创，所以具有重要的引导性和巨大的启发性。可以说正是由于其所表现的极强的原创性、引导性、持续发展和启发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引发后世的广泛探讨、关注和追根溯源，并和后继的思想或者研究形成“源”和“流”的互动、互相激发的历史辩证关系，才形成独特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式螺旋上升的发展轨迹。 先秦文化在世界古典文化园林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辉，体现着中华民族先哲们的杰出智慧。作为独特的“轴心文化”，先秦文化是在夏、商、周三代反映、表现祀戎国家大事的礼乐文化的人文语境中萌生和创发出来的。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追溯，先秦学术至春秋战国之际都是从“学在官府”转变为私学兴起中蓬勃发展的西周礼乐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其各种学说主要是在力行哲学导引下通过社会实践对“古之道术”的继承、发明和创造。春秋之际，由于铁制工具和牛耕犁的出现，井田制、分封制和宗法等级制度受到巨大的冲击，打破了被讥讽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统一政治经济格局，周王室统治衰微，诸侯争霸战争烽烟四起。由于井田制的瓦解，私有经济逐渐发展，原有的赋税制度动摇了，私有工商业开始兴起。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变革，必然导致官府文化教育垄断的破产。在“士”作为新兴的政治、文化力量登上社会历史舞台之际，他们以挽救时弊、扶危定倾的壮志，以探索革新、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和豪迈，以临危受命、舍我其谁的超凡智慧、胆略和入世情怀，担当起继往开来的时代重任，推动中国古代的文化形态由“学在官府”向“学在四夷”的深刻变革。在这一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正如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所阐释的那样：“原有的思想形态得到‘士’这一阶层的新的阐述和新的发挥，思想与文化领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可以说，春秋战国之际，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深刻变革，为文化教育上的立意创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主客观条件，为诸多学派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开创了新道路。 春秋战国之际，学术文化下移、士阶层的崛起和私学的骤兴是三位一体、互动互振、交错共生的，它们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格局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在诸侯激烈的军事争斗中掀起并推动了百家争鸣学术大潮的来临。按照通行的说法，所谓“百家”，一般指的是“九流十家”，即：儒、墨、道、法、阴阳、名六家；加上杂家、农家、纵横家合称为“九流”，再加上小说家就是“十家”。实际上，不止十家，此外还有在教育发展、军事发展、学术昌盛上做出重大历史性贡献的兵家、术数家等。就教育而言，先秦诸子冲破了“学在官府”的封闭式传统教育垄断格局，学校从官府移到民间，向民间开放，教师以私人身份自由讲学，学生亦可以自由择师，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发生了较广泛的联系。百家争鸣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教育经验的丰富，造就了一大批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大师级思想家、教育家，他们在教育思想上颇有建树，这既是百家争鸣的需要，又是私学蓬勃发展的必然成果。先秦之际，思想家、教育家们不仅论证了极为丰富的原创性的教育命题，而且还著述了像《大学》、《学记》、《劝学》、《弟子职》等内涵丰富原创性教育理念和实践的教育专著。
